若关羽不发动襄樊之战，继续守荆州，三国后来的结局会不一样吗？

公元208年冬，长江中下游的水雾仍带着焦糊味，赤壁新胜的蜀吴联盟在江面列阵示威，曹操大军狼狈北归。就在这年腊月，随军回公安的关羽曾向刘备提过一句：“江陵若固，可进可守。”十多年后，他却亲自打破了这句判断。人们常问：倘若关羽保持最初的谨慎，不去襄樊，他、刘备，乃至三国都会怎样？要回应这个假设，得先把那几年错综的局势捋顺，才能看清关羽当时所面临的真实抉择。

先看219年春前后的外部压力。曹操与孙权分别在北线与东线被刘备缠斗，兵力枯竭已是不争事实。史载，自建安二十三年（218）起，河南、南阳一带烽火连天，郡县守将或叛或逃，连许都都出现自焚府库的叛军。曹仁奉命驻襄樊，账下七军实到不足三万，分散平叛之后，能守城的步骑不满八千。此时关羽身在荆州，水军、步骑合计亦不过三万出头，双方在兵力上并无绝对差距。换句话说，陆续出现在史书里的“天赐良机”，实是彼此的弱点爆露；若换作任何一位有进取心的将领，都会动念。

那如果关羽按兵不动，局势真能稳定么？先得明白荆州于东吴的分量。孙权的海船出江进入洞庭、鄱阳，得靠长江中游的补给线；江陵与公安正拱卫这条命脉。一旦荆州北岸牢牢握在刘备手里，孙权便无后方纵深，他绝不会安心把脑袋挂在别人腰间。早在215年，孙权就因荆州交还不成而与刘备对峙于湘水，两军拔剑相向，只因汉中战事爆发、刘备急调主力北上，才签下“长沙—桂阳—江夏”割地协议。此事埋下了刀柄，东吴迟早要握紧它。

有人坚持认为，只要关羽守城，孙权也不敢轻启战端，因为曹操虎视在北。可惜合肥之败把孙权的算盘打得稀碎。张辽七千破十万，孙权狼狈逃回秣陵后再无北伐之力，只能把目光重新投向荆州。东吴若不动，便无从弥补在合肥损失的可战之兵；若要新募、再练，粮饷来自何处？答案仍是荆州。换角度说，孙权要保命、曹操要稳中原，都离不开牵制荆州。关羽即便坐在江陵城楼上不动，战火迟早还是烧来，只不过是被动挨砍还是先手出刀的区别。

再看蜀汉内部资源。汉中之战虽然给刘备换来“汉中王”的名号，但损兵折将极其严重：马超、张飞多次受挫，法正也操劳成疾。刘备一边要巩固陇右，一边要备西北羌胡，根本没余力大批回补荆州。关羽镇守的三郡兵源全靠本地征募，能否升级战争，取决于能调动多少粮、船、人。如果放弃向北的机会，荆州只能保持三五万主力，几年僵持下来，蜀汉的财政先被拖垮，荆州原本薄弱的屯田体系也会因长时间戒严而凋敝。到那时，不战也危。

问题随之而来：关羽若留驻江陵，将怎样应对东吴的突然袭击？史家推算，孙权在黄武元年（222）之所以能于半年内动员五万人水陆并进，背后正是长期觊觎荆州而积蓄的船工、粮草。如果不提前削弱曹魏的威胁，东吴随时可把这股劲儿全压向荆州。关羽再想出击，可能已失去攻打襄阳的纵深。军事地理决定了他的选择——荆州北近樊城，西倚蜀道，南临洞庭，失掉北面门户，南面江防便难以固守。

再对比关羽北伐前的准备。史料说他留下潘濬、糜芳守江陵，傅士仁控公安，各屯口修筑钞关，日夜操练水师。这说明他绝非心血来潮，而是设想了“前线攻襄阳—后方御东吴”的双线格局。战事爆发后，关羽八月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斩庞德，一战成名。曹仁确实萌生弃城之意，“若返许昌，洪河以南皆非我有”，逼得曹操打算迁都邺城。此时若非满宠死守樊城、徐晃疾驰救援，襄樊关门之事几成定局。可见关羽方案并非冒险赌博，而是建立在情报与力量对比上的合理突击。

那为何最终大败？关键在三点：第一，东吴和曹魏的闪电结盟超出蜀汉判断，司马懿、蒋济“逼迫”曹操从战略层面放弃对孙权的压制，转而引吴击羽；第二，荆州后防指挥不力。糜芳、傅士仁与关羽私怨久积，补给延误，导致前线舟船乏粮；第三，关羽轻信援兵。刘封、孟达拥重兵在上庸，迟迟未下白帝城南下，被后世视为坐视不救。三股因素叠加，使关羽在临沮折戟。倘若他当初留守，糜、傅仍在本营，能否守住？恐怕悬念不小。毕竟二人归降之迅速，足证他们对东吴防线毫无准备；即便关羽在城中，内部分裂也可能照常爆发。

可以设想另一条分支：关羽固守荆州，把主精力置于练水军、修内堤，三年后曹丕篡汉称帝，中原局势瞬间变化。魏国完成政权重组，兵力恢复，又握有中原财赋，当与东吴再度联手击蜀。荆州首当其冲，刘备难以坐视，定会抽调汉中、益州之兵驰援。如此一来，蜀汉后方空虚，魏若趁虚攻剑阁，形势恐比正史更险。于是，关羽守或攻，其实都绕不开“魏吴合击”的宿命。

这段推演并非替关羽开脱，而是说明：小国对大国的决策空间极窄，往往只有搏一把或等死两条路。他若不北伐，孙权早晚会南进，届时关羽与刘备面临的是更强大的魏吴合围；他若北伐，就得赌满盘皆活，稍有闪失便是覆军。历史选择了后一条，结果是荆州失陷、关羽遇害、蜀汉战略折腰。然而从当时可得的信息看，这一进攻并非糊涂之举，更像孤注一掷的必然。

那三国后势会否截然不同？答案大概仍是否定的。关羽缺席后，刘备在夷陵折戟，曹丕北伐无果，孙权偏安江南，三足鼎立依旧摇摇欲坠，直至司马氏收网。若关羽守荆州而失其锐气，蜀汉在随后魏吴角力中同样难占便宜。换言之，襄樊之战的成败影响了蜀汉国力，却很难改变三国鼎立终归魏晋的总走向。关羽的长刀划出的，只是通往终局的路径，而非终局本身。

“权抚剑长叹：‘不先取荆州，吾辈皆为人鱼肉。’”这是《江表传》中的一句戏言，却道出彼时东吴的焦灼。关羽是否挥军北上，并不能消除这种焦灼；襄樊不打，荆州迟早也得上战场。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兵凶战危”——在巨人环伺的乱世里，弱者即使站稳脚跟，也只能站在刀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