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注：本篇包含虚构创作，内容为版权方所有；文中姓名均为化名，图/源自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六年前，我弟弟陈辉去迪拜淘金，追逐他的财富梦想，却一去不复返。
我们全家去曼谷，本是为我中风后痴傻的父亲寻一次“冲喜”的旅行。
当被导游领到一条活色生香的夜市街时，母亲皱眉想走，父亲却死死盯着路边一个喧闹的人妖秀舞台。
他已经六年没认出过我了，此刻却突然抓住轮椅扶手，用尽全身力气指向台上那个最妖娆的舞者，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嘶吼：“那是……小辉！我的儿子！”
台上，那个身着华服的“女人”闻声看来，精致妆容下的脸瞬间血色尽失。
究竟是什么，让他从一个前程大好的青年，变成了此刻在异国舞台上以色娱人的舞者？
我叫陈曦，每天清晨，我会先给父亲陈建业做半小时的康复按摩，他的腿脚因为六年前的那场中风，已经僵硬得如同木头。
他曾是个沉默寡言但心思缜密的钟表修理师，能让停摆的时光重新流淌。可自从弟弟陈辉失联后，他自己的时间，却永远地停了。
大多数时候，他都坐在轮椅上，目光空洞地望着墙上那只老钟。
母亲王秀莲会端着一碗中药走过来，一边吹凉，一边叹气。她会说：“曦曦，给你爸喂药吧。”然后转身走进弟弟的房间，用一块湿布，一遍又一遍地擦拭那张一尘不染的书桌。
那个房间，也和六年前一模一样。书架上摆着他最爱看的篮球杂志，衣柜里挂着他洗得发白的校服。一切都维持着主人随时会回来的假象。
六年前，陈辉才二十二岁，眼睛里有星星。他挥舞着一份印刷精美的合同，告诉我们，他被迪拜一家七星级酒店录用为管理培训生了。
“姐，妈，爸，你们看，年薪换算过来快一百万了！”他兴奋得满脸通红，“等我干满一年，咱们就把这旧房子卖了，换个带电梯的大房子。爸的腿就不用再爬楼了。”
父亲戴上老花镜，仔細地把那份英文合同看了一遍又一遍，甚至还用手机查了上面的公司名称。最后，他取下眼镜，用一种近乎于郑重的语气说：“看起来是正规公司。去吧，男孩子，是该出去闯闯。”
他嘴上说得平静，转头就去银行，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那是他修理了半辈子钟表攒下的养老钱。他把那沓厚厚的钞票塞进陈辉的背包，只说了一句：“在外面，别亏待自己。”
母亲则是连夜给他缝了一条新的被套，说迪拜那种地方，室内空调肯定开得像冰窖一样冷。
我们谁都没有怀疑。那个承载着全家希望的“迪拜梦”，看起来那么真实，那么触手可及。
陈辉走了。起初，他每周都会打来视频电话，背景是看起来确实很豪华的“员工宿舍”。他给我们展示窗外的风景，高耸入云的建筑，还有碧蓝的海水。头半年，他也准时把钱汇回家里。
可渐渐地，视频电话变成了语音，语音又变成了短信。理由总是那几个：项目忙，要培训，信号不好。再后来，钱也不汇了，他说他把钱投进了一个“回报率更高”的项目里，想给我们一个更大的惊喜。
我们信了。或者说，我们选择去相信。
直到第六年的春节前，最后一通电话打来。电话那头，陈辉的声音沙哑又疲惫，混杂着巨大的电流声。他只来得及说一句：“姐，我对不起你们……”
然后，电话就断了。
从此，石沉大海。
我们报了警，找了所有能找的关系，甚至给中国驻迪拜大使馆写了一封又一封的求助信。得到的回音，永远是“正在调查”或“暂无消息”。一个刻意躲起来的成年人，在茫茫人海中，就像一滴水融入了沙漠。
所有人都劝我们，也许他只是混得不好，没脸回家。
可父亲不信。这个修理了一辈子精密仪器的男人，坚信他最得意的“作品”不会就这么无缘无故地崩坏。他开始酗酒，整夜整夜地坐在客厅里，对着那只停摆的钟发呆。
终于，在一个冬夜，他倒下了。脑中风，抢救过来后，人就傻了。他忘记了怎么走路，忘记了怎么说话，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
但他没有忘记陈辉。有时候，他会突然指着门口，含混不清地喊：“辉…辉…回家……”
我们家的钟，彻底停了。而我，成了那个背着整个停滞时空，艰难前行的人。我的工资，父亲的退休金，勉强维持着这个家的开销和高昂的医药费。我放弃了爱情，放弃了梦想，放弃了一个女孩对未来的所有想象。
生活，只剩下责任。
去曼谷，是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
做出这个决定，源于父亲的康复师无意中的一句话。他说，他有个病友，也是中风后认知障碍，家里人带他去海南住了一段时间，温暖的气候和新鲜的环境，竟然让他的病情有了些许好转。
“当然，这也没什么科学依据，可能就是个例。”康复师补充道。
但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死水一般的心湖。
逃离。我需要一次逃离。带着这个沉重的、被困在时间里的家，进行一次短暂的逃离。
我查了很久的攻略，反复对比机票和酒店的价格。最终，目标锁定在曼谷。
那里消费不高，签证方便，最重要的是，说不定能找到丈夫的下落。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母亲时，她立刻表示反对。
“去什么泰国？乱花那个钱干什么！”她激动地说，“你爸这个样子，怎么出门？万一在外面犯了病怎么办？”
我理解她的恐惧。这六年来，我们对外界的一切都充满了不安。
我耐心地劝她，把网上查到的资料一条条念给她听：哪家酒店有无障碍设施，哪家餐厅适合老人的口味，甚至连从机场到酒店最平稳的路线，我都规划好了。
“妈，我们不能一辈子都这样待在这个房子里。”我看着她，声音有些哽咽，“爸需要出去看看，你也需要，我也需要。就当是……出去透口气。”
母亲看着我布满血丝的眼睛，和眼角过早出现的细纹，最终没有再说什么。她转过身，走进房间，开始默默地打包行李。她把父亲的药，按照每天的剂量，分装进一个个小袋子里，又把他的换洗衣物，叠了一遍又一遍。
那一刻，我看到她佝偻的背影里，有了一丝久违的生气。
半个月后，我们踏上了飞往曼谷的航班。
飞机起飞的瞬间，巨大的推背感让我一阵眩晕。我透过舷窗，看到我们生活的那座灰色城市，在视野里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模糊的点。
我有一种错觉，仿佛我们正在挣脱某种巨大的引力。
曼谷的廊曼机场，巨大的声浪和五光十色的景象，让母亲显得手足无措，她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像个怕走丢的孩子。
父亲依旧是那副空洞的表情，对周围的一切毫无反应。我推着轮椅，带着他们穿梭在陌生的人潮中，心中五味杂陈。
我为这次旅行，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预订的酒店很贴心，房间里甚至准备了简易的护理床。白天的行程，我安排得满满当当。
我们去了大皇宫，金碧辉煌的建筑在父亲眼中似乎毫无光彩。他只是呆呆地坐着，任由我推着他向前。
我们去了湄南河，坐在游船上，两岸是现代与古老交织的风景。母亲拿出手机，勉强地笑着，让我给她和父亲拍了张合影。照片里，她的笑容比哭还难看。
我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
我以为换个环境能带来改变，但我错了。我们只是把那个停摆的家，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几千公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悲伤和绝望，并不会因为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有丝毫减少。
或许，这趟旅行，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错误的感觉，在那个晚上达到了顶峰。
我们在一家夜市吃过晚饭，准备回酒店。夜市很热闹，到处是卖小吃的摊贩和露天的马杀鸡。就在我们穿过一条满是酒吧和霓虹灯的街道时，一阵劲爆的音乐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那是一个临时搭建的简陋舞台，几个身材高挑、妆容艳丽的舞者正在上面跳着热舞。一块歪歪扭扭的牌子上，用泰文和英文写着“人妖秀”。
母亲立刻拉了拉我的衣角，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曦曦，我们走吧，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本想立刻推着父亲离开，却发现，父亲竟然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舞台。他的眼神依旧是空洞的，但他的头，却执拗地朝向那个方向。这是他来到曼谷后，第一次对某样东西表现出如此长时间的“专注”。
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医生说过，强烈的声光刺激，或许能对他的意识产生一些影响。
“妈，我们就看一小会儿。”我说服了母亲，“就在这外面，不进去。”
我们在人群的外围停了下来。舞台上的灯光迷离闪烁，舞者们的动作妖娆妩媚，引得周围的游客阵阵喝彩。我看着这一切，只觉得荒诞又吵闹。
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音乐的节奏忽然慢了下来。一束追光灯打在舞台中央，一个身穿白色亮片长裙的舞者缓缓走出。
她的身形比其他舞者更高大一些，骨架也更明显，但她的舞姿却异常柔美，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破碎感。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她吸引。
不是因为她的美丽，而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熟悉感。
她的脸在厚重的舞台妆下显得有些失真，但当她做一个侧身旋转时，那个下颌线的弧度，让我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
我立刻摇了摇头，在心里自嘲。
陈曦，你真是疯了。你怎么会把一个陌生人，看成你的弟弟？你一定是太累了，太想他了。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轮椅上的父亲。他不再是之前那种空洞的“凝视”。他的身体微微前倾，一双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台上那个白色的身影，喉咙里开始发出“嗬…嗬…”的、意义不明的含混声音。
母亲紧张地拍着他的背，小声安抚：“老陈，不怕不怕，就是唱歌跳舞的，我们马上就走。”
舞台上，那个舞者完成一个舞蹈动作，抬起右手，轻抚了一下耳边的碎发。
就在那一瞬间，舞台的追光灯恰好打在了她的手臂上。
我全身的血液，仿佛在刹那间被抽干，又在下一秒冲上头顶。
在她的右手小臂内侧，有一道月牙形的、已经变成白色的旧伤疤。
这个伤疤，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是陈辉上初中时，为了救一只被卡在破自行车轮里的小猫，自己用手去掰车条时划伤的。当时流了很多血，父亲嘴上骂他“傻小子”，却亲自带他去医院清洗包扎，回来的路上，还给他买了最爱吃的肉包子。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耳边嗡嗡作响。我死死地抓住轮椅的扶手，指节因过度用力而发白。
陈辉怎么会在这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父亲的躁动越来越剧烈，他开始在轮椅上挣扎，试图站起来。
周围的人开始注意到我们这边的异常，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
母亲吓坏了，一边用力按住父亲，一边哭着求他：“建业，你别吓我，我们回家，我们马上就回家……”
舞台上的音乐接近尾声，那个舞者对着观众席做了一个谢幕的动作，脸上是职业化的、完美的微笑。
就在音乐停止，全场响起稀稀拉拉掌声的瞬间，父亲用尽全身力气，一字一顿地吼道：
“那……是……我……儿……子！”
那声音撕心裂肺，像一道惊雷，劈开了这个迷离的曼谷之夜。
台上的那抹白色身影，猛地僵住了。
我不顾一切地拨开人群，冲向后台。那是一个肮脏、狭窄、弥漫着廉价香水和汗臭味的化妆间。
我堵住了他。
他已经卸掉了一半的妆，露出的半张脸，正是那张我想了念了六年的脸。只是，那张脸上，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阳光和意气风发，只剩下无法言说的沧桑、惊恐和屈辱。
“陈辉！”我哭着喊出这个名字。
他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想要否认，用蹩脚的泰语和英语试图蒙混过关。
我彻底失控了，冲上去抓住他的手臂，指着那道月牙形的伤疤，嘶吼着问他：“为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终于崩溃了，抱着我痛哭失声。
就在我们姐弟俩抱头痛哭，以为这已经是人生最悲惨的时刻时，化妆间的门被一脚踹开。
一个穿着花衬衫、戴着大金链子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几个面露凶光的壮汉。他就是这家秀场的老板，Pai哥。
Pai哥用一种审视货物的眼光打量着我们，然后冷笑着对陈辉说：“小辉，看来你的家人找到你了。也好，省得我再费心了。”
他转向我，慢悠悠地说：“你弟弟，是我花钱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想带他走可以，拿五十万泰铢来赎人。”
五十万泰铢，折合人民币十万块。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
我看着Pai哥那张写满贪婪的脸，又看了看他身后那几个不怀好意的打手，心里一片冰凉。
我意识到，我们掉进了一个比失联更大的陷阱里。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字：跑。
我不能把弟弟留在这里，更不能让我们一家人都陷进去。
趁着Pai哥得意洋洋地欣赏我们脸上的绝望时，我猛地将身边一张堆满瓶瓶罐罐的化妆台，用尽全身力气推向他们。
“跑！”我冲着陈辉大喊。
玻璃破碎的声音和男人的咒骂声在身后响起。我拉着还穿着那身可笑演出服的陈辉，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
后台的门直接通往夜市的另一条街。母亲还守在轮椅旁，看到我们狼狈地冲出来，后面还跟着追兵，吓得脸色惨白。
“妈！快跑！跟着我！”我来不及解释，把陈辉塞到母亲身边，自己则推起轮椅，疯狂地向前冲。
曼谷的街道，瞬间变成了我们的生死场。
我推着一百多斤的父亲和几十斤的轮椅，感觉自己的肺都要炸开了。嘟嘟车的喇叭声、游客的惊呼声、我们沉重的喘息声，还有身后越来越近的叫骂声，交织成一片。
陈辉还穿着那双亮晶晶的高跟鞋，跑得一瘸一拐，好几次都差点摔倒。母亲则死死地拉着他，眼泪在脸上肆意横流。
我们就像几只无头苍蝇，在陌生的城市里乱撞。
“这边！姐！”关键时刻，还是对这里地形更熟悉的陈辉起了作用。他拉着我们，拐进了一条错综复杂的、只能容一人通过的小巷。
巷子里又黑又臭，堆满了垃圾。我们躲在一个巨大的垃圾桶后面，终于暂时甩掉了那些追兵。
我靠着墙，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双腿抖得像筛糠。
父亲受到了惊吓，开始在轮椅上大声哭闹起来，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母亲一边安抚父亲，一边看着陈辉，眼神复杂。她伸出手，想摸摸儿子的脸，却又在半空中停住，最后化为一声长长的、绝望的叹息。
“姐，对不起…都怪我…是我连累了你们……”陈辉跪倒在地，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剧烈地颤抖着。他身上的亮片演出服，在小巷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廉价又讽刺的光。
我看着眼前这幅景象，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我知道，哭泣和自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Pai哥那些人，是这里的地头蛇，他们很快就会找到我们。我们必须立刻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向外界求助。
报警？还是去大使馆？
我拿出手机，想要求助，却发现信号微弱得几乎没有。
恐惧，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将我们这叶孤舟彻底淹没。
我们在一家不起眼的家庭旅馆躲了一夜。
旅馆的老板是个瞌睡连连的老头，对我们这几个狼狈的中国人没有多问一句，收了钱就给了我们钥匙。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味。
这一夜，我们谁都没有合眼。
父亲的情绪很不稳定，时而哭闹，时而沉默。母亲抱着他，像哄一个婴儿一样，轻轻地拍着他的背。
陈辉蜷缩在墙角，把自己缩成一团。他和我讲述了这六年的经历。从迪拜的惊天骗局，到被当成猪仔一样卖到泰国。他被打过，饿过，也想过死。后来进了Pai哥的秀场，虽然屈辱，但至少能活下去。他说，他每天都活在噩梦里，最怕的，就是有一天被我们找到，看到他这副不人不鬼的样子。
我听着他的讲述，心如刀割。我没有责备他，只是走过去，把他紧紧抱在怀里，就像小时候他被别的孩子欺负了，来找我哭诉一样。
“没事了，小辉。”我说，“姐在呢。我们回家。”
天一亮，我就做出了决定。我们必须去中国大使馆。那里，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陈辉查了地图。大使馆在城市的另一端，离我们这里很远，需要换乘好几次交通工具。而Pai哥的人，肯定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在各个交通要道等着我们。
每一步，都可能是陷阱。
我们进行了简单的伪装。我让陈辉穿上我的外套，把那头假发摘掉，换上帽子和口罩，尽量遮住他的脸。我则和母亲一左一右，护着轮椅上的父亲，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的游客。
我们走出旅馆，像做贼一样，贴着墙根，走上了清晨的街头。
阳光很刺眼，街道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不断地四下张望，总觉得每一个路人都在盯着我们。
刚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还没等我们想好是该坐公交还是地铁，一辆黑色的丰田轿车，就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我们面前。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车门打开，下来两个男人。他们都穿着深色的便服，身材高大，气质沉稳，目光锐利得像鹰。
其中一个年纪稍长的，径直向我走来，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标准的普通话问道：“请问，是陈曦女士吗？”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大脑一片空白。
“我们是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男人继续说道，“我们接到了国内公安部的紧急协查通报，正在寻找你们一家。”
巨大的惊喜和困惑在我的心头。国内？协查通报？怎么会这么快？难道是我昨晚用微弱信号发出去的那条求救信息起作用了？
年长的男人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证件夹，在我面前迅速地晃了一下。我只来得及看清上面鲜红的国徽和“警察”两个字。
“我姓张，这是我的同事，小李。”他自我介绍道，声音沉稳有力，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信赖感，“我们是公安部派驻泰国的外派联络官。Pai这个人，我们已经盯了很久了，他背后涉及一个很大的跨国人口贩卖组织。你们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绝对不能自己去大使馆，路上到处都是他们的眼线。快上车，我们带你们去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他的话，逻辑严密，不容置疑。
在当时那种四面楚歌、濒临绝境的情况下，这番话，如同天降纶音。
母亲已经激动得哭了出来，拉着张警官的手，连声道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国家！”
陈辉也露出了得救的表情。
我也几乎要相信了。我相信，这是国家派来拯救我们的英雄。
我们上了车。车子很宽敞，冷气开得很足。车门关上的那一刻，仿佛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危险和喧嚣。
张警官和小李警官表现得非常“专业”。他们先是安抚了母亲的情绪，又从储物箱里拿出瓶装水和独立包装的面包递给我们，说我们肯定一夜没吃东西了。
车里的气氛，从之前的极度紧张，慢慢变得缓和下来。
我抱着怀里已经安静下来的父亲，感觉这一切，美好得像一场不真实的梦。
可是，我的内心深处，始终萦绕着一丝说不出的违和感。
为什么他们开的是一辆没有任何官方标志的私家车？
为什么他们的证件，只在我面前晃了那么一秒钟，快得让我根本看不清上面的具体信息？
为什么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反复强调“不要联系任何人，包括你们国内的家人，以免打草惊蛇”？
这些细小的疑点，像一根根微小的刺，扎在我的心头。但很快，又被巨大的求生欲和对“官方”的信任感给压了下去。
我告诉自己，陈曦，不要胡思乱想。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案手段，你要相信他们。
车子平稳地行驶着，渐渐开上了高架桥，远离了我们熟悉的市中心区域。
张警官用车载电话，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我听不懂的泰语。挂了电话后，他和驾驶座上的小李警官，开始用中文交谈。
或许是为了放松，他们没有再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而是换成了一种我无比熟悉的方言——我们老家的方言，一种在中国版图上都很难找到的、非常小众的方言。
我从小就是听着这种方言长大的，它的每一个语调，每一个尾音，都像是刻在我的骨子里。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公安部的外派联络官，怎么可能这么巧，两个人，都是我的同乡？还在执行如此机密的任务时，用如此没有保密性的家乡话来交流？
这概率，比中彩票还低！
一种巨大的、冰冷的恐惧，从我的脚底，瞬间窜遍了全身。
我假装因为疲惫而睡着了，把头轻轻地靠在车窗上，眼睛微微闭着，耳朵却像雷达一样，捕捉着他们压低了声音的每一句对话。
年轻的“李警官”问：“这张哥，Pai那边怎么说？这次可把他给惹毛了。”
年长的“张警官”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冷笑，声音里满是轻蔑：“现在人到了咱们手里，价钱，就得由咱们说了算。你告诉他，原来的五十万泰铢，现在不够了。这可是一家四口，得加钱。尤其是这个女的，我看她挺机灵，是个硬骨头，得单独算个价。”
“那……那要是Pai那边不给呢？”
“不给？”张警官的声音变得阴冷无比，“不给，就把这姐弟俩，直接卖到金三角去。我听说，那边的‘老板’，对这种货色最感兴趣了。”
他顿了顿，像是在想什么有趣的事情。
“至于那两个老的……就当是，送给湄南河的礼物好了。”
我的血液，在这一瞬间，彻底凝固。四肢变得冰冷无比，连呼吸都停滞了。
车窗外的阳光，明媚得有些刺眼。可这小小的车厢里，却如同冰窖一般，寒气逼人。
我缓缓地睁开眼睛，从后视镜里，看到了“张警官”那张原本看起来“和善正直”的脸。
他也正通过后视镜，冷冷地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残忍而戏谑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