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朱光看望朱德，毛主席质问：你为啥只看朱老总，不来看我？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北京清晨已有凉意。中南海的石径边，两位身影并肩而行：一位是白眉垂肩的朱德总司令，另一位身材清癯、神情爽朗的广东汉子——朱光。谁也没料到，一场诙谐却意味深长的对话，马上就要发生。

提起“朱光”，许多人先想到的是那位一九五五年授衔的少将。实际上，这个名字在我军序列里可不止一人。生于一九零六年的朱光，既没授衔，也不曾在回忆录里大篇抒怀，但他的经历却足够写成跌宕长卷：少年挥毫成趣，青年屡涉枪火，中年挟书与镣铐上雪山草地，解放后又在城市建设中燃尽余生。毛主席一句玩笑“只看朱老总，不看我”，把这位被历史尘埃略微遮住的旧友，再次推到聚光灯下。

往前拨二十多年。一九二五年，博白县立高小的课堂里，17岁的朱光正用左手写字、右手绘画。黑板上出现的列宁素描线条分明，引来同学围观。次年，他加入共青团；再过一年，进入广州国民大学，成为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四一二”政变后，广州血雨腥风，可这个少年不闪不避。他把自己亲手缝制的红色领带挂到两百多名团员脖子上，投身张太雷、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他被迫南下香港，再转上海，三年间做的是最险的地下交通、文宣工作。

一九三二年底，党中央调他赴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在小河口开会，秘书长朱光当众批评张国焘的保守战术。张国焘阳奉阴违，暗中下令逮捕异见者。于是，长征途中出现了古怪的一幕：朱光、廖承志等人手脚带链，却仍被派去绘制行军地图。嘉陵江边的风雪，铁镣咣当作响；高原缺氧，他拄木棍艰难前行。路过的战士低声惊呼：“那不是朱光么？他还活着！”就这样，他拖着伤脚翻雪山、过草地，靠顽强把自己扛到了陕北，直到一九三六年春，才等来平反。

延安时期，他进了鲁迅艺术学院，忙于剧本、书法、教学，身边常拎个油光发暗的旧皮箱，满是书本、字帖。平型关大捷后，青年作家殳宭从前线带回四册莎士比亚戏剧与两卷残帖，经朱光引见，双手献给毛主席。领袖刚要珍之若宝，朱光却伸手“劫”走一半，嘴里嘟囔：“见面分一半，总要我留几本排练吧。”毛主席假装恼火：“岂有此理！”两人唇枪舌剑，竟把《奥赛罗》《仲夏夜之梦》分成了戏剧社与“马列读书会”的战利品。延安窑洞里常年缺书，这段趣事成了文艺青年最津津乐道的笑谈。

日子一晃进入建国前夕。庆典在即，中央准备南下干部名单。时任长春市委书记的朱光被点名援广。临行前，他要去拜别老首长朱德。那天清晨，他陪朱老总在中南海静走，忽见毛主席迎面而来。主席把帽檐往下一压，冲他眯眼：“你是干啥的？”朱光心领神会，高声答：“小卒朱光！”主席哈哈一笑，转而佯怒：“只见老朱，不见我，成心忘人？”朱光忙说：“我姓朱，先尽同宗之谊。”主席仍不依：“把我‘划外’，胆子不小！”朱光急中生智：“主席，我还欠您一场《奥赛罗》，哪敢真忘！”三人相视大笑，秋风把笑声吹得满园飘扬。

笑声过后，是嘱托。毛主席把他拉进书房，指着堆满墙的书说：“你爱书，我知道。不过这回给你别的——”挥笔写下《长征》诗一幅，落款处特地题字：“赠朱光同志，赴南方，望团结同志，办好广州。”临别前，朱光把那句“书法家之府”写进自己的回敬诗，主席却改成“书癖家之家”。两人唇枪又一次，终以一句“人生保全一家，足矣”收场。

渡江南下途中，朱光只带了一床灰毯、一摞公文，一到广州就扎进街巷。那座饱经战火的城市缺水、缺电、垃圾成山，他每天骑自行车满街转，三轮车夫见他常以为是普通干部。最先落笔的，是“让广州长出绿荫”。越秀、东山挖湖蓄水，沿江大道种下成排榕树；把旧兵营改成广州博物馆，让黄花岗、三元里重现青葱。短短数年，珠江两岸绿带初成，外地客人惊呼这座南国古城“会呼吸”。

城市要干净，卫生先行。朱光发动万人大扫除，规定垃圾日产日清。金花街曾是鼠蝇天堂，半年后竟获“全国卫生模范”称号。工商业者建议建有机肥料厂，他当场拍板，投入百七十万元。设计失误，设备到位却运转不畅，工程夭折。会议上，他起身鞠躬，自请处分，并在《广州日报》公开检讨。老百姓骂他“任性砸钱”，也有人夸他“真敢认错”。无论风评如何，他没推诿。

私德同样过硬。一九五二年冬，朱光让大儿子骑香港摩托载他买菜。闯红灯被交警拦下，儿子掏不出驾照，两人只好进派出所。执勤警察认出市长，慌忙致歉。朱光却连连告罪，照章缴罚，把孩子领回去严厉批评。次日机关开会，他主动提及：“作风从家门抓起，市长也不例外。”会场一片沉默，掌声随后响起。

在广州的十一年间，他还引进造船、造纸、自行车、重机等厂，补齐工业缺口；兴建第一人民医院，让平民能看得起病。每一份文件他都亲笔批注，常俏皮地在末尾加一句：“此事宜速办，拖延者罚抄《长征》三遍。”秘书们好气又好笑，却谁也不敢怠慢。

对朋友，他也一如既往地真诚。朱德、董必武到广州，总被请去他家嚼萝卜糕。粗茶淡饭，却布满书香。一九九〇年代，有学者统计，他留世的篆刻印章近三百枚，上面刻着“甘当勤务员”“幼稚可笑”等自嘲之语，字口深峻，力透纸背。

一九六〇年，中央抽调他进北京主管对外文化交流，随后调安徽任副省长。那时他身体已被早年旧伤拖垮，常咳而不言。六三年一次内部会议，他笑说：“当年要演《奥赛罗》，终究没腾出时间。”话音刚落，便咳得手背染红。六九年冬，病逝合肥，终年六十三岁。灵柩覆以红旗，战友们在挽联写下“广州的好市长，革命的老戏骨”。

二〇一七年六月，老兵李卫平踏进博白旧宅时，只剩断瓦残基。墙角的旧砖上，依稀能辨出“做人民的勤务员”六个楷字。老人悄声念起朱光的自述：“要当官，只愿当连指导员；要做人，清清白白。”秋蝉鸣叫，杂草随风。历史没有喧哗，却从不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