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人口动能”

金牛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2025年人口数据，我国人口规模依然巨大，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进一步显现。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只有全面认识和正确看待人口发展新形势，积极培育人口综合红利，才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的“人口动能”。

人口规模巨大仍是基本国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而首要国情特色就是人口规模巨大。

在特定历史阶段，总人口规模巨大的除数效应突出，人口过快增长与物质资料低速增长存在矛盾，我国及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予以应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的推动下，总人口规模巨大的除数效应转化为能够倍增产出的乘数效应。2025年总人口规模仍在14亿人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5%，总量跨越14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预测，我国总人口在2035年接近14亿人，2050年仍超12亿人，人口基数依然庞大，将长期保持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在这一基础上，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巨大。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达到峰值9.22亿人后，转入减量化阶段。但2025年仍在8.5亿人以上，占总人口比重超过60%。依目前测算，2035年仍超8亿人，2050年或超6亿人。劳动力资源蓄水池依然丰沛，人力资源的总量供给依然充足，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人口动力。

此外，老年人口特别是低龄老年人口规模巨大。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3亿人；2023年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时，增至2.97亿人；2025年增至3.23亿人，占总人口比重升至23%，老龄社会形态进一步深化。老年消费能力伴随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而增强，银发经济发展潜能蓄势待发。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具有明显的低龄老龄化特征。在2035年之前，我国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占全体老年人口的比重始终过半，2050年仍将在40%以上，规模超过2亿人，蕴藏着丰富的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潜力。

我国人口发展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

任何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都要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人口发展所呈现的趋势性特征既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也彰显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一是人口少子化趋势符合人口转变规律。遵循人口转变规律，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口再生产类型必然会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模式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模式，这一规律结果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充分验证。以日本为例，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总和生育率在1958年快速降至2.1的更替水平，2024年降至1.2，较早面临少子化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生育观念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降至2.1的更替水平，2020年降至1.3，同样面临少子化趋势。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医疗条件改善、教育水平提升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符合一般规律。我国的独特性在于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现代人口转变，压缩了现代化进程。

二是人口老龄化趋势符合人口经济发展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追寻长寿文明的必然结果，膳食营养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改善是实现长寿文明的前提，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从全球视野看，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发达国家率先经历重大技术革命，生产和生活方式巨变，领跑世界人口老龄化进程。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在发达国家长期保持低生育率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相对较快，决定着世界新增人口规模，也将主导世界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社会长期稳定中创造经济奇迹，遵循人口经济发展规律，快速人口老龄化趋势随之到来。我国的独特性在于快速实现由“未富先老”向“老富协同”的转变，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三是区域人口增减分化趋势符合人口空间布局演化规律。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人口由农业向非农业、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现象。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三大都市圈率先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区域，吸引流动人口加速集聚，推动日本城镇化率由1960年的63%提升至2024年的92%。在区域人口变化格局上，2000—2024年，仅东京都市圈人口增长率为正；分省级行政单位看，仅9个增长率为正，且多集中在三大都市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趋势同样遵循着人口空间布局演化规律，城镇地区的就业机会、教育和医疗资源相对丰富，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作为流动人口集聚的主要空间形态，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世界级城市群逐渐形成，推动我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升至2025年的67.89%。这种人口流动和集聚有利于促进要素禀赋优化配置。我国的独特性在于可以充分发挥人口大国的回旋空间优势，通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统筹城市发展和乡村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人口综合红利具有明显优势

随着人口工作“走深走实”，我国正在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在合宜的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的推动下，相应收获了包括数量型、质量型、结构型、配置型在内的人口综合红利。

第一，数量型和结构型人口红利依然存续。在高速增长阶段，改革开放政策和紧缩型人口政策充分激活人口规模巨大的数量型人口机会、人口抚养负担较轻的结构型人口机会，在产业梯度转移的全球化浪潮中发挥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助力我国收获主导性的数量型和结构型人口红利，缔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虽然当前人口环境面临增速换挡和结构转型问题，出现人口减量化趋势，但减少体量有限，现有人口和劳动力规模依然巨大，数量型和结构型人口红利依然存续。伴随延迟退休和性别平等的深入，结构型人口红利中的长寿红利和性别红利也在快速释放。

第二，质量型人口红利逐渐迸发。人口红利不仅与人口数量和结构有关，更与人口素质有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此背景下，“投资于人”战略充分激活了健康和教育维度的质量型人口机会。在健康维度，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赶超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快速改善，逐渐夯实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健康根基，激活健康红利。在教育维度，加快推进教育强国战略，各级教育入学率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2025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至11.3年，持续增强质量型人口红利的教育动力，释放人才红利。

‍第三，配置型人口红利不断提升。人口流动蕴藏着配置型人口机会，人口在地理空间的流动本质上是受到产业影响，驱动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禀赋优化配置，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经济效应，收获配置型人口红利。在高速增长阶段，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提升劳动参与率，地区间和产业间的劳动力再配置潜力快速释放，在数量型和结构型人口红利主导下收获配置型人口红利。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深入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升劳动生产率，产业链间和产业内的劳动力再配置潜能将充分释放，质量型人口红利主导下的配置型人口红利前景明朗。（作者是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财经大学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