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棉袄换书，考 14 次科举落榜：浙江海宁一个秀才的真实生活！

道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老秀才管庭芬当掉了最后几件夹衣。换来的钱，一半给了书肆伙计，一半留作儿子的婚礼 —— 百余名宾客的宴席不能太寒酸。

此时，距他第 7 次乡试落榜，还有三个月。这位浙江海宁的乡村塾师，一生都在进行一场荒谬的平衡：用典当衣物的钱，喂养最昂贵的理想。”

这位老兄有点像范进，又有些孔乙己的影子，可他又没有范进那么幸运。他教了近五十年书，穷的时候甚至要典当夹衣换钱，却依然咬牙坚持科举，从21 岁考到 66 岁，14 次冲击乡试，到老都没放下 “听鹿鸣” 的执念。

我之前写过一篇《江南士绅教你玩科举！我家三代人的积累，凭什么输给你十年寒窗？》，讲晚清江南科举舞弊成风，权贵子弟能靠钞能力作弊，寒门子弟连试卷都被誊录官抄得潦草不堪。而管庭芬，就是那个时代里，无数被舞弊碾压的寒门士子的缩影。

管庭芬不是什么名人，就是浙江海宁路仲里一个普通读书人，1797 年生，活了 83 岁。他从 18 岁开始写日记，一写就是五十多年，130 万字的手稿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全是 “升斗馆谷” 的窘迫、科举考场的失意，还有乱世里的苟且。

比起曾国藩、杜凤治这些官场人物的日记，管庭芬的文字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 19 世纪中叶，无数个和他一样困在 “科举梦” 里的秀才们的真实生活。

嘉庆二十二年，21 岁的管庭芬第一次出门设馆，东家是桐乡县沈家，他给私塾起了个雅致的名字叫 “红叶村庄”。站在吴越古战场的残阳里，看着漫山丹枫，他写下 “他年若许登云路，愿作云边折桂人”。那时的他，还对科举抱有一腔热血。

可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记闷棍。

管庭芬天分其实不错，4 岁识字，5 岁读诗，9 岁入塾，四书五经烂熟于心，16 岁就开始攻举业。1820 年，他终于考上秀才，成了海宁州学的生员，迈出了科举的第一步。

但秀才只是底层士绅，想做官，要么得捐纳（花钱买），要么就得考举人、中进士。可管庭芬家里穷，父亲早逝，一家子的吃喝拉撒全靠他坐馆的束脩，哪有钱买？所以只能考。

可备考和赶考也得花钱，他的 “馆谷”，也就是学生家长给的报酬，丰年能得几石米、三两左右碎银（约合今3000元），荒年可能就只换来一筐番薯，远远不能和山西刘大鹏这种富裕塾师比。更重要的是，他压根就不喜欢教书。

道光七年，他重赴狮堰镇设馆，正月提笔作《满江红・重馆》：“聊借蒲团消岁月，为谋禄俸且风尘。” 一个 “且” 字，道尽了无奈 —— 教书不是志向，只是谋生的手段。

道光十四年，儿子管升九来看他，走后他写下《怀旧》诗：“未了亲情爱听莺，几行老泪横添颊，诗书味永乐孤灯。” 一个中年男人的心酸，全在字里行间：上有老下有小，一盏孤灯伴诗书，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大户人家的私塾

管庭芬最大的爱好是买书、校书，可他买不起。日记里记着，每次路过杭州吴山书肆，看到那些 “长编巨帙”，他就挪不动脚。“恨不能插大翅而径揽之”，可摸一摸口袋，空空如也。

有一次，书铺伙计挑着书上门，他看中了二三十种经解考据书，可实在没钱，只能翻出几件夹衣，托人拿去典当，才换得书归。他在日记里写 “典衣买书，虽寒不悔”，这八个字里，藏着底层士人的体面与倔强 —— 为了几本书，把过冬的衣服都给当了，这不是个例，是清代底层士子的常态。

管庭芬也想过搞点副业。他擅长画画，尤其擅长墨竹，就给自己定了润笔费：每画一杆竹五钱，点景用金墨加倍，闰月价格同上。他还把这个价目写在日记里，怕忘了。

可日记里却从未提过卖画的进项，大概率是生意冷清。除了坐馆、卖画，他还帮人编地方志、校勘古籍甚至写信，偶尔收几石租谷。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他始终没放弃科举。

道光二年，26 岁的管庭芬第一次参加乡试。八月十五的中秋夜，他在考场里写下 “万丈文光腾雁塔，一天星斗绕朱楼”。自信满满，觉得自己能金榜题名。

结果，名落孙山。他没气馁，三年一次的乡试，他几乎次次不落。道光十二年，第三次落榜后，好友许春谷写信劝他：“似宜学薛花，改时丽为罢。” 意思是，你的文章太复古，不合时宜，改改文风吧。

管庭芬嘴上答应，心里却不服气。他觉得自己的文章没问题，是考官没眼光，是誊录的人手脚不干净。

这听着像为失败开脱，其实是有道理的。就像我前文里写的那样，晚清江南的誊录官，很多是举人、进士出身（其它地方一般都是书吏负责），他们被权贵子弟提前预定，不仅把试卷抄得工工整整，还直接修改文章，甚至换卷。

和他同期考乡试的江南士绅子弟，正拿着大把银子预定举人誊录官，能把病句改成范文；而管庭芬这样的寒门子弟，试卷往往被抄得 “潦草纵横，脱误不能句读”，连阅卷官都懒得看。

道光十三年，第四次落榜后，他看到自己的荐卷，气得发抖：“房官评云：首艺明晰，次三有不可解句，诗劣。” 他咬牙切齿地骂：“咎在誊录替代，誊录手疾书七吃，甚矣，臭在肩梦梦也！” 他认定，是自己没钱打点，才被人坑了。

这种怨念，伴随了他一辈子，可他还是心存侥幸。道光二十九年，53 岁的管庭芬第十二次参加乡试，亲眼看到一个桐庐考生，扶病入闱，死在了号舍里。他在日记里叹：“功名重于性命，亦大可悲矣。”

可叹归叹，他还是要考。咸丰二年，66 岁的管庭芬最后一次走进考场。放榜那天，海宁中了七个人，没有他。他写下：“余惟抹、吴二君，为旧友，学问所推服，余则总归之命运矣。” 从 “万丈文光” 到 “总归命运”，五十年的光阴，磨平了一个读书人的棱角。

但他其实连放弃的资格都没有。清代的秀才，要定期参加岁试，考不好会被革去功名。咸丰三年，57 岁的管庭芬参加岁试，只考了三等二十名；同治四年，69 岁的他还在考，依旧是三等。他考的不是功名，是保住自己最后一点身份。

科举失意未平，时代战火又至。道光至咸丰年间，英军入侵、太平天国战乱接连席卷海宁，管庭芬被迫携家逃难，家园残破、亲邻罹难，连独子也因避寇受惊离世，暮年丧子的剧痛与乱世颠沛，将他的生活推向绝境。

可即便如此，他仍保留着文人习惯，战乱稍平便重拾诗书，与友人饮酒赋诗，在苦难中维系着最后的体面。

同治四年，69 岁的管庭芬，还在自己的 “一枝轩” 里开馆授徒，教几个蒙童识字。他的日记里，依旧记着买书、画画、和朋友下棋的琐事。

1880 年，管庭芬去世。他一辈子没中过举人，没当过官，只是个乡村塾师。他的日记，被埋在故纸堆里，直到 2013 年才被整理出版。

看着他的日记，总让我想起龚自珍的诗：“秋风不欲吹前席，夕阳仍恋路旁亭。” 在那个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的时代，曾国藩们在庙堂之上力挽狂澜，杜凤治们在县衙里搜刮民脂，而管庭芬们，只是路边的一株野草，在风雨里挣扎着，守着自己的一点执念，一点体面。

正是无数个管庭芬，把 “典当买书” 的执念、“落榜不放弃” 的倔强，揉进了乱世的烟火里，成了晚清最真实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