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从抗清督师到奸臣传首恶，南明第一冤臣还是误国权相？

顺治三年，在浙江四明山坚持抗清的马士英兵败被俘。这位南明弘光朝的首辅，在最后时刻拒绝了清军的劝降，最终英勇就义。

清军为震慑反抗者，对其施以极刑。有记载称，其死后甚至遭受了“剥皮实草”的酷烈处置。

这一惨烈结局，与他生前“不做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的强硬姿态形成了残酷的呼应。

也正因如此，后世对他的评价充满了撕裂：在《明史》中，他是导致南明速亡的“奸臣传”首恶；但在民族气节的天平上，他又是宁死不降、以身殉国的烈士。马士英的人生终章，将政治上的罪责与个人气节的坚守，以一种极端矛盾的方式刻入了历史。

马士英，贵州贵阳人，出身军户。他的科举之路异常坎坷，屡试不第，直到中年（崇祯年间）才得中进士。这一“大器晚成”且非顶尖科甲出身的背景，使他始终游离于以东林党人为核心的精英文官网络边缘。

然而，他凭借过人的军事才干脱颖而出。在地方任上，他成功平定流民动乱，因此被破格提拔为宣府巡抚，肩负北疆防务。在任期间，他务实干练，大力整顿虚冒的军籍，修缮边防设施，稳定了边境形势，获得了“知兵”的声誉，也因此进入了崇祯皇帝的视野。

但马士英的崛起路径，也决定了他的政治根基存在先天缺陷：他缺乏强大的“座师”与同科举子构成的政治同盟。

在明末派系林立的官场中，这种孤立状态既可能是他早期能务实办事的原因，也成为了他日后在南京弘光朝陷入残酷党争时，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自保并揽权的远因。

崇祯六年，马士英遭遇人生转折。他与同科进士阮大铖交好，而阮是著名的“阉党余孽”（曾依附魏忠贤）。

这年，东林党人翻出旧案，阮大铖被削籍。马士英因“交结匪类”受牵连，罢官回乡。临行前，他去狱中探望阮大铖，阮痛哭：“吾累公矣！”马士英却道：“交友贵在始终，岂因祸福避之？”

这句话，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伏笔——他确实“始终”了，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罢官后，他隐居贵阳十年，读书练武。期间做了件大事：镇压安邦彦叛乱余部。自募乡勇三千，三月平乱，但不要朝廷封赏，说：“此为桑梓，非为功名。”

崇祯十七年三月，北京陷落。五十八岁的马士英正在南京任兵部右侍郎。

当时南京有三大候选者：福王朱由崧（万历孙，血缘最近）、潞王朱常淓（贤名在外）、桂王朱常瀛（远在广西）。

东林党拥潞王，因福王父老福王（朱常洵）与东林有旧怨。马士英却力主福王，理由很实际：

福王近在淮安，可速立；按“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福王序列第一；潞王疏远，立之恐生变。

他为此做了关键部署：

第一，联合武将：密会江北四镇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许以高官厚禄。

第二，控制南京：调亲信兵马入城，控制城门、官署。

第三，先斩后奏：五月三日，他率百官在南京武英殿直接拥立福王监国（后即帝位，年号弘光）。

东林党措手不及。史可法本反对，但见大势已去，只得承认。马士英因“定策功”，升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掌实权。

马士英面临的局面是地狱难度：

财政崩溃：江南虽富，但税收体系已乱，年入仅三百万两，而军费需六百万两。

武将跋扈：江北四镇不受节制，高杰甚至欲杀史可法。

党争激烈：东林党不断攻击他“引用阉党”（指阮大铖）。

清军压境：多铎已率军南下。

他的对策引发争议：

经济上：推行“助饷”“练饷”，加重江南负担。但这是无奈之举——无饷，军队立即哗变。

军事上：联虏平寇（联合清军剿农民军），派左懋第北使议和。这在道德上受诟病，但可能是唯一生机。

人事上：起用阮大铖为兵部侍郎。这是他最大污点——阮确有才干，但名声太臭。

最遭非议的是“伪太子案”。崇祯太子朱慈烺（真伪存疑）南来，马士英力主其为假，下狱拷问。东林党则坚称为真，引发政治地震。

客观分析，马士英可能是对的：若真太子在，弘光帝需退位，南明立即分裂。但手段太酷，失了人心。

后世常将马、史对立，其实两人关系复杂：

初期合作：史可法督师扬州，马士英倾力供应粮饷。史可法信中说：“瑶草兄竭力筹饷，弟在扬州方得坚守。”

中期分歧：史主“攘外必先安内”（先整顿内部），马主“安内必先攘外”（先抗清）。这是战略分歧，非个人恩怨。

最后时刻：扬州围城，马士英急调黄得功救援，但为时已晚。史可法殉国后，马士英痛哭：“道邻（史可法字）死，江南去一半矣！”

两人本质都是悲剧人物：史可法有气节但缺手段，马士英有手段但失道义。在末世，无论选择哪条路，都难逃败亡。

顺治二年，清军破扬州，史可法殉国。马士英做了最后一搏：亲率京营守南京城墙。但士兵溃散，他“斩逃兵三人，不能止”；护着弘光太后邹氏出逃，辗转至杭州；在杭州欲立潞王监国，但潞王次日即降清。

最悲壮的是他的家事：儿子劝他降清，他怒斥：“吾家世受国恩，岂可作贰臣？汝欲降，先杀我！”最终，他带着家族三十余口继续南逃。

南京陷落后，马士英没有降清，而是做了件被史书淡化的事：组织义军抗清。

顺治二年六月至三年七月，他在浙江：收拢溃兵万余，与张煌言部会合；在四明山建立根据地；七次出击清军，最大一战歼敌三千。

清军档案记载：“马士英率残部窜伏山林，屡剿不绝。”这证明他一直在抵抗。

但为何史料记载少？可能是因为：清朝刻意抹杀；南明史官多东林党，恨马士英；他确实曾试图联合清军剿农民军，有道德瑕疵。

顺治三年八月，因叛徒出卖，他在四明山被围。激战三日，粮尽援绝，被俘。

马士英被俘后，表现极为刚烈：

拒降：多铎亲自劝降，许以兵部尚书。他答：“士英知忠义，不知富贵。”

骂敌：审讯时痛斥洪承畴等降臣：“尔等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求死：被剥皮时惨叫不绝，但始终不降。最后一句是：“快杀我！”

清军将他的皮填草，悬挂杭州城门。百姓偷偷祭奠，清军发现后，杀祭奠者十余人。

马士英的评价，三百年来两极分化。

传统史观：

《明史》列为“奸臣传”第一，评：“士英贪鄙无远略，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

东林余绪骂他“祸国首恶”。

民间戏曲《桃花扇》将他塑造成丑角。

翻案观点（清中期始有）：

他确有才干，南明诸臣中唯一有军政能力者

联合清军剿农民军是现实选择（李自成攻破北京）

最后抗清殉国，气节不输史可法

马士英像是一个复杂的多棱镜：

在东林党看来，他是奸臣

在清朝看来，他是顽敌

在百姓看来，他是加税者

在家族看来，他是忠烈

每个角度都真实，但都不完整。

完整的他，是一个在末世泥潭中挣扎的能吏，用有瑕疵的手段，做不可能的事，最终被各方抛弃，只留下一张被剥下的人皮，在历史的风中飘荡。

故事分享结束，祝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