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得知妹妹还有女儿在世，毛主席激动问道：她现在在哪里？

1950年2月8日，北平的雪还没化，中南海勤政殿里灯光彻夜未灭。刚从湖南乡下回京的毛岸英抱着一叠材料站在门口，刹那间有些迟疑——那里面夹着一封意想不到的回乡简报。

毛主席正在审阅外交电报，钢笔划过纸面沙沙作响。岸英轻扣两下门，随即递上简报。“父亲，乡亲们的口信全在这儿。”一句看似普通的交代，却在最后几行字戛然而止：毛泽建的养女，仍健在。短短十几个字像电流，顺着纸面窜进主席的目光。笔顿住了，“她现在在哪里？”声音透出难掩的激动，这句追问在深夜划开一道口子。

要说毛泽建，一得追溯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深秋，韶山冲瘦弱的稻株还在田里摇，毛家穷亲戚抱来一名小女婴。乡民都唤她“菊妹子”。仅仅几个月后，孩子的父母因负担过重只得将她送养，收留她的便是毛顺生、文七妹夫妇。毛泽东那时候十一岁，望着襁褓里的人，给小妹改了个大气的名字——泽建，取“润泽三湘，建功立业”之意。

顽童年代的瑣碎如今说来恍若旧影。贫寒、饥荒、族学的瓦房，这些共同勾勒了兄妹的底色。十来岁时，毛泽建被媒婆牵去当童养媳。所谓“过门”，不过是多了一根捆在灶台边的束绳。三年后，回乡探亲的毛泽东看见妹妹双手粗糙，衣襟破旧，心里一紧。夜色下兄妹对坐：“愿不愿回家念书？”毛泽建只回两个字：“愿意。”就此扯断那根绳。

长沙的崇实女子职业学校成了她的另一片天地。老师评价，“这丫头记性好，顶三个人用”。两年不到，她横扫了五年课程。课堂之外，她在印刷坊刻版、深夜张贴标语、不歇气地跑街巷散传单，对于长沙城里的学生来说，“毛姑娘”算得上暗夜的灯。

1923年夏，局势陡然紧张。临别车站，毛泽东把她的学名改作“达湘”，以防追查。那天蒸汽机车嘶哑长鸣，兄妹俩隔着车厢窗子互相挥手，列车钻进雨雾，谁也料不到下一次见面竟成永诀。

1924年，她被任命为中共湘南区委委员，专抓学运与妇运。衡阳街头常见一个个头不高的女青年抱着油印纸包跨步疾行，袖子卷到胳膊肘，嗓门亮堂；那便是毛达湘。陈芬——湖南师范高材生，同年冬天与她成婚，两个人把洞房当宿舍、把誓言写进誓词。次年春，他们在衡阳北门发起农民协会，三千贫农齐集，没几天就把“罗老八”这样的假革命派锈铁钉拔得干干净净。

罗老八仗着两个当官弟兄横行乡里。毛达湘先是公开张榜列出“地主七条罪”，又派人取到对联实证。木牌一竖，罗老八的底裤当街被扯，惹来满城喝彩。气急败坏的敌对势力在后头磨刀，衡阳城上空的乌云肉眼可见地压下来。

1928年7月，一场夜色转移成了决定命运的岔口。毛达湘刚刚产下一名男婴，洪水般的围剿骤至。她吩咐同志抱走文件和群众，“孩子我自己带”。枪声碎裂黎明，她被捕。敌人用枪托击碎她的锁骨，依旧没换来一句口供。行刑前，毛达湘高呼：“打倒军阀！”枪声后，她倒在衡阳县雪松岭旁，年仅23岁。婴儿因脱水感染，当夜夭折。

外人以为毛达湘从此绝嗣，其实革命留下另一株火种。陈芬的姐姐陈淑元因夫殉井冈山，怀中女儿梁国生无以为寄，战友们商量后，由毛达湘、陈芬抚养。为了遮人耳目，改名陈国生。毛泽建牺牲那年孩子六岁，被秘密送回外婆家，隐匿于衡山县群山之间。多年后，这桩旧事只剩零星口口相传。

光阴拉回中南海。毛主席翻过简报，立即批示湖南省委核实陈国生近况。电报发出第三天，长沙回电——人已成家立业，任教中学，夫婿亦在县农机站。主席心里落下一块石头，当即示意工作人员安排见面。

八月下旬，陈国生抵京。院子里桂花未放，空气却透着甘冽。她行礼时显得有些紧张，一声“舅舅”刚落，毛主席已拉住她的手。“你母亲牺牲那年，我在井冈山也曾听到风声，只恨山高路阻。”一句话，说得满屋沉默。

两人叙谈整整一下午。陈国生提出调到北京工作，被婉言谢绝。主席解释：“湖南缺教师，北京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建设老家，就是对你母亲最好的告慰。”不疾不徐，却透彻明亮。

席间有人提到为毛泽建修墓。主席顺手端起茶杯：“百废待兴，钱要花在刀口。她那一腔热血，已和山河在一起。”话锋一转，又问起衡阳稻田收成，为产粮的事叮咛再三。

陈国生归去时，随身只带了几本主席赠送的书和一句嘱托——“教学要紧，孩子们眼睛亮。”火车出站，风从车窗灌进来，她抬头望向北方，一缕白烟在轨道尽头渐散。那一年，她二十八岁。

毛泽建未能看见新中国的太阳，她用生命点亮的火把却传到下一棒；从衡阳稻田到中南海书房，跨度二十多年，情分不曾淡。革命年代的血与火，饶是岁月更迭，也仍在寻常人家的柴米油盐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