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酿酒文化及郧阳糯米黄酒的历史演化探析

酒酿和酒文化起源演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特殊载体，贯穿了我国九千年的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进程，承载着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信仰、民俗等多重文化内涵。而郧阳地区以糯米为主要的原料酿造的黄酒，作为中国酒文化谱系中的独特分支，其演化历程既呼应了中国酒文化的整体发展规律，又因地域环境、原料特性与民俗传统形成了鲜明的郧阳地方文化特色。

本文结合我国相关研究成果，系统梳理我国酒文化的历史演化发展脉络，同时聚焦郧阳糯米黄酒的起源、发展与传承，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与文化价值。

一、中国酒文化的历史演化脉络

中国酒文化的演化是一部与中华文明同步推进的历史，从起源到成熟，从礼仪象征到民生饮品，其功能、形态与文化内涵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时代，均呈现出不同的鲜明特征。

（一）起源与初步发展期（先秦时期）

中国酿酒的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中早期，‌最早的酒出现在中国浙江省浦江县的上山遗址，距今约1万年‌。这一结论基于2024年国际权威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的考古研究，通过对陶器残留物的科学分析，确认了稻米酒的证据。‌

考古发现中的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年（公元前约7000年）的陶器残留物化验研究证实，当时已出现利用谷物、水果加蜂蜜蜡发酵的原始酒液，这是中国最早的酿酒实践。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出土陶器物中，制酒盛酒器物占重要的比例。再后来，在考古中进一步研究后，在很多器具残留中发现了酒的残留物迹象。

夏商时期，酿酒技术逐步发展，农业生产的进步和发展，为酿酒提供了稳定的谷物原料，谷、稻粟、稷、黍等作物和野果的不断发现，酒开始成为祭祀、宴饮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代甲骨文中多次出现“酒”“醴”等文字，记载了商王以酒祭祀祖先、天地、神灵的仪式，体现了酒在早期人类社会中的宗教与政治功能。

西周时期，酒文化逐步规范化，《周礼》《仪礼》等典籍明确了酒的使用礼仪与制度，形成了“酒礼”文化。此时的酒以谷物发酵的黄酒类为主，度数较低，兼具饮品与祭祀用品的双重属性，酿酒业被纳入官府管理体系，成为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周公颁布“酒诰”，倡导“节酒”，反映了统治者对酒文化的引导与规范，避免因酗酒导致社会秩序混乱。

（二）成熟与繁荣期（秦汉至唐宋）

秦汉时期，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推动了酿酒技术的传播与革新，曲法酿酒的普及使酒的品质与产量大幅提升。酒不再局限于上层社会，逐渐走向民间，成为日常生活、节庆宴饮、医药养生的重要元素。《史记》《汉书》中多有关于酒的记载，如刘邦“醉斩白蛇”的传说，既体现了酒与政治叙事的结合，也反映了酒在民间的普及程度。这一时期，黄酒作为主流酒种，其酿造工艺日趋成熟，不同地域开始形成各具特色的酿酒风格。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催生了独特的酒文化风貌，文人雅士将酒与精神追求相结合，形成了“放达”的饮酒风尚。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常与饮酒相伴，酒成为文人抒发情感、超脱世俗的载体，赋予了酒文化浓厚的人文气息。

同时，酿酒技术持续发展，蒸馏技术的雏形开始出现，为后世白酒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唐宋时期是中国酒文化的鼎盛阶段，农业的高度发达、商业的繁荣以及社会的开放包容，推动了酿酒业的空前发展。唐代酒肆林立，酒文化融入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浊酒一杯家万里”等诗句，将酒与文学创作推向巅峰。

宋代酿酒技术更加精细，出现了“官酒”与“私酒”并存的格局，酒的品种日益丰富，黄酒、果酒、药酒等品类齐全，酒的饮用场景也更加广泛，上至宫廷宴饮，下至市井小酌，酒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纽带。这一时期，蒸馏技术逐渐成熟，白酒开始出现，但黄酒仍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白酒是蒸馏酒，其起源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约12世纪），考古证据包括江西李渡和山西杏花村的元代烧酒作坊遗址。‌‌

（三）转型与多元化期（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时期，中国酒文化进入转型阶段，白酒（蒸馏酒）因度数高、易储存、运输方便等优势，逐步崛起并成为主流酒种，与黄酒形成并驾齐驱的格局。元代疆域辽阔，蒸馏技术从西域传入并进一步推广，白酒的酿造工艺不断完善；明清时期，白酒产区不断扩大，形成了茅台、五粮液、汾酒等知名品牌，白酒文化逐渐形成独特的体系，成为社交、礼仪、商务等场合的重要饮品。

与此同时，黄酒并未衰落，而是在特定地域持续发展，形成了江南黄酒、北方黄酒等多个流派，其酿造工艺更加精细化，品质不断提升。这一时期，酒文化的世俗化特征更加明显，酒与民俗活动深度融合，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祭祀祈福等场合均离不开酒，酒成为维系人际关系、传承民俗传统的重要载体。

此外，酿酒业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形成了规模化的酿酒作坊与酒坊，酒的贸易往来频繁，进一步推动了酒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四）现代传承与创新期（近现代至今）

近现代以来，中国酒文化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随着工业化生产的推进，酿酒技术实现了从手工酿造到机械化、智能化生产的转变，酒的产量与品质得到进一步保障。白酒依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黄酒、啤酒、葡萄酒等品类也得到快速发展，形成了多元化的酒品格局。

在文化层面，酒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既传承了传统的礼仪文化、民俗文化与文人文化，又融入了现代社交、休闲、健康等元素。同时，人们对酒文化的认知更加理性，“健康饮酒”“文明饮酒”成为主流理念，酒文化的传播方式也更加多样化，通过影视作品、文化节、非遗保护等形式，推动传统酒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此外，酒文化的产业化特征更加明显，酿酒业成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酒文化旅游、酒品文创等产业蓬勃发展，为酒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郧阳糯米黄酒的历史演化过程

郧阳地处汉江中上游，秦岭和巴山余脉环绕，形成了南北交汇，而互为表里的独特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孕育了优质的糯米（郧阳本地特色糯稻品种），也催生了历史悠久的稻谷糯米黄酒酿造技艺。郧阳糯米黄酒的演化过程，既是中国黄酒文化的地域缩影，也是郧阳地区农业文明、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与手工技艺的集中体现。

（一）起源与雏形期（先秦至魏晋）

郧阳地区的酿酒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早期先秦时期，作为汉江流域的重要文化节点，郧阳又是上庸国、古麇国、楚国的重要属地，受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双重影响，酿酒技艺较早传入并落地生根。这一时期，郧阳地区农业以水稻种植为主，糯米作为本地特有的糯稻品种，因颗粒饱满、淀粉含量高，成为酿酒的理想原料。

考古发现的郧阳地区先秦时期遗址中，如：青龙泉遗址、大寺遗址、刘湾遗址，店子河遗址，庹家洲遗址，三明寺遗址，辽辽瓦店子遗址，乔家院遗址，李营遗址，龙门堂遗址，郭家院遗址，郭家道子遗址，上宝盖遗址，老城汉墓，韩家洲等等一大批古遗址。遗址年代应在公元前约4500年开始，从西阴文化，后岗一期，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朱家台文化，石家河文化，青龙泉大寺文化，至夏商周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出土了大量的陶制酒器，如陶罐、陶壶、陶鬶(gui)、陶斝（jia）、陶尊、陶杯、单耳杯、双耳杯等等及青铜缶（fou）、壶（hu）嚼（交（jiao）、觚（gu)、匜（yi）等，证实了当时酿酒、饮酒活动已经存在，并进入成熟期。（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抢救保护过程中因时间紧迫任务重及诸多原因，在发掘过程中没有进行多学科参与交叉研究）。

早期的糯米黄酒酿造工艺较为简陋，采用自然发酵的方式，将糯米，清洗浸泡蒸煮后，加入天然曲蘖（发芽的谷物或发霉的谷物），在陶制容器中发酵而成，酒液浑浊、度数较低，被称为“浊酒”或“醴”。此时的洛糯米黄酒主要用于祭祀天地、祖先、招待宾客与日常饮用，与当时中国酒文化的礼仪功能相契合，成为郧阳地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郧阳地区相对安定，农业生产持续发展，糯米的种植面积扩大，酿酒技术也得到初步改进。这一时期，曲法酿酒技术在郧阳地区进一步推广，人工制曲替代了天然曲蘖，使发酵过程更加稳定，酒的品质有所提升。同时，受魏晋文人饮酒风尚的影响，糯米黄酒成为文人雅士寄情山水、抒发情感的载体，进一步丰富了其文化内涵。

（二）发展与定型期（唐宋至明清）

唐宋时期，郧阳地区作为汉江航运的重要枢纽，商业贸易繁荣，为糯米黄酒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一时期，糯米黄酒的酿造工艺日趋成熟，形成了“选米、浸泡、蒸煮、拌曲、发酵、压榨、陈酿”的完整流程。

郧阳先民根据本地气候特点，优化了发酵温度与时间的控制，采用本地特有的“砖曲”作为糖化发酵剂，使糯米黄酒具有了香气浓郁、口感醇厚的独特风格，特别是唐太宗三子唐濮王李泰流放郧阳后带来了唐朝皇宫酿酒秘方，从酿酒技术上对郧阳糯米黄酒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升级，是郧阳糯米黄酒的品质有了更大的改观。

随着酿酒技术的完善，糯米黄酒的产量大幅提升，除满足本地需求外，还通过汉江航运销往周边地区，成为郧阳地区的特色商品。

唐宋时期的文献中，有关于郧阳“郧阳米酒”的记载，称其“色如琥珀，味甘醇厚”，是当时备受推崇的佳酿。这一时期，糯米黄酒深度融入郧阳民俗文化，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九月九等节日都必须用糯米黄酒作为节日的重要饮品待客，家家户户都会都会在每年的九月九日酿造糯米黄酒，用于走亲访友、祭祀祖先；婚嫁、寿宴等场合，糯米黄酒更是不可或缺的饮品，形成了“无酒不成席”的民俗传统。

明清时期，糯米黄酒的酿造工艺进一步精细化，出现了专业的酿酒作坊，如郧阳城内的“李氏酒坊”“王氏酒坊”等，这些酒坊采用传统手工技艺，精选优质糯米，坚持自然发酵、陈酿，所产黄酒品质上乘，声名远播。通过郧阳府的各大商馆远销到河南、武汉、陕西、山西、四川、江西、浙江等地。

同时，糯米黄酒的药用价值也得到重视，《郧阳府志》记载，糯米黄酒“温中散寒、活血通络、滋补壮阳”，可用于调理身体，成为民间常用的养生饮品。这一时期，糯米黄酒的酿造技艺通过邻里互动、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的方式代代相传，形成了稳定的技艺体系与文化传统，成为郧阳地区标志性的地域文化符号。

（三）传承与创新期（近现代至今）

近现代以来，郧阳糯米黄酒面临着工业化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酿造技艺一度面临失传的风险。20世纪中后期，随着白酒的普及与现代饮品的冲击，糯米黄酒的市场份额逐渐萎缩，许多传统酿酒作坊倒闭，掌握核心技艺的传承人数量锐减。

然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颁布，郧阳糯米黄酒酿造技艺受到重视，2010年郧阳糯米被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其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契机。近年来，当地政府加大了对糯米黄酒的保护与扶持力度，一方面鼓励传统酿酒技艺的传承，支持传承人收徒授艺，整理、记录传统酿造工艺；另一方面，推动糯米种植的规模化、标准化，保障原料供应的稳定性与品质。

在创新方面，郧阳郧米黄酒逐步实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的结合。部分酿酒企业引入了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在保留核心酿造工艺（如传统制曲、自然发酵、陈酿、窖藏等工艺）的基础上，优化了生产流程，提高了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稳定性。

同时，开发了低度黄酒、果味黄酒、黄酒饮品等新产品，适应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需求。此外，通过举办黄酒文化节、参与非遗展示活动、发展乡村旅游等方式，郧阳糯米黄酒的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推广郧阳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今，郧阳洛米黄酒不仅是承载乡愁记忆的传统饮品，更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传承地域文化的重要产业。

三、中国酒文化与郧阳糯米黄酒的内在关联与文化价值

（一）内在关联：共性中的地域个性

郧阳糯米黄酒的历史演化过程，始终与中国酒文化的整体发展脉络保持同步，体现了中国酒文化的共性特征。从功能来看，二者均经历了从祭祀礼仪用品到日常饮品、从上层社会专属到民间普及的转变，酒的社交功能、民俗功能、养生功能贯穿始终；从技术来看，均遵循了“自然发酵—曲法酿酒—工艺精细化”的发展路径，体现了中国传统酿酒技术的智慧与传承。

同时，郧阳糯米黄酒又因地域环境与原料特性，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糯米作为郧阳本地特有的原料，赋予了黄酒独特的口感与风味；汉江流域的气候条件影响了发酵工艺的形成；郧阳地区的民俗文化则使糯米黄酒具有了独特的使用场景与文化内涵。 这种“共性中的个性”，使得郧阳糯米黄酒成为中国酒文化谱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国酒文化的多样性。

（二）文化价值：历史、民俗与产业的三重维度

从历史价值来看，郧阳糯米黄酒的演化过程，是郧阳地区农业文明、手工技艺发展的缩影，其酿造技艺传承了数千年的传统智慧，是研究中国黄酒文化地域分化的重要样本；而中国酒文化的整体演化，则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酒作为文化载体，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风貌。

从民俗价值来看，郧阳糯米黄酒深度融入了郧阳地区的民俗生活，成为节日庆典、婚丧嫁娶、人际交往的重要媒介，维系着地域文化认同与人际关系；而中国酒文化中的礼仪传统、民俗内涵，是维系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

从产业价值来看，郧阳糯米黄酒如今已发展成为地方特色产业，带动了糯米种植、酿酒、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助力；而中国酒文化的产业化发展，推动了酿酒业的转型升级，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酒品品牌，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四、结语

中国酿酒文化的历史演化，是一部跨越万年的文明史诗，从原始的谷物发酵到现代的多元化酒品格局，从祭祀礼仪的象征到民生休闲的饮品，酒文化始终与中华文明同频共振。郧阳糯米黄酒作为中国黄酒文化的地域分支，其起源、发展与传承，既遵循了中国酿酒文化的普遍规律，又彰显了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是原生态的糯米原料、独特的汉江水土、地道的民俗传统与手工技艺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当代社会，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升与非遗保护的深入，中国酿酒文化正以新的形式实现传承与创新，而郧阳糯米黄酒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未来，既要坚守传统，保护好珍贵的酿造技艺与文化内涵；也要勇于创新，适应现代消费者的需求与市场变化，让这一承载着数千年历史与地域记忆的佳酿，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继续书写中国娘酒文化与郧阳糯米黄酒的精彩篇章。

【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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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湖北日报. 郧阳区安阳镇：发展黄酒产业 打造“醉美”乡镇[N]. 2025-11-25.（报道郧阳黄酒现代产业化发展、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融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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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抖音视频. 郧阳黄酒非遗技艺与乡村振兴共融发展[EB/OL]. https://www.iesdouyin.com/share/video/7572865278104187121/, 2025-11-15.（呈现郧阳黄酒非遗技艺特征与当代传承实践。

• 作者：周兴明，网名：熹然，文物博物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