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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出兵东北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发出准备进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指示。第三天,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一口气发出七号命令。与本节直接有关的是第二号命令。
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总司令朱德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八时
8月25日,国民党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公布。事前对此一无所知的中共中央,仔细研究了这个条约,当即决定组成145人的干部团,由林枫率领开赴东北。
个头不高,文静,纤巧,确实豪爽又豪饮的前中国农垦部副部长张继璜,日本投降时,是滨海军区临沭独立团政治处主任。他和几个酒量在一斤以上,个把月见面也不用敬礼,打一拳、骂一句就算见面礼的本团和兄弟部队营团干部,有个君子协定:抗战不胜利谁也不准结婚,谁结婚谁是王八蛋,还得请客。
“八·一五”后到军区开会,几个人凑一块了,找家饭馆掏尽腰包喝一顿,有人说:小鬼子投降了,咱们得“开禁”了。吵儿八火地坦白、对质一气,全都是赤条条的光棍。大家说:这回得抓紧了,谁先结婚谁是好汉,谁最后结婚谁是王八蛋,还得请客!
张继璜没吭气儿。他知道要闯关东了。当时只传达到团以上干部,他不能告诉他们。连妻子也不告诉。
原福州军区司令员江拥辉,闯关东时,是1师2团团长。妻子刘叔,每天一起行军,不知道,也没想到是去东北。他不说,她也不问。那时候那人就这样,没有“小道消息”,也没有“小广播”。
3师7团1营3连9班长翟文清,当然也不会知道。
在新泰县集结,动员时说:日本在东北囤积大批军火,运到山东不少,全是新式武器,部队要开到胶济路去“接收武器”。
过去拿命换,现在伸手拿,而且都是新式武器,能不高兴?走了七天到达胶济路,说海上风浪大,还没到,要去龙口接收。
半个月后到龙口,连队住进一座地主大院,门口立刻放上双岗,都是正副班长。这时才开始正式动员:苏联“老大哥”解放了东北,我们要进军东北,接收东北,建设东北。
除了冀东部队和各地调赴东北的党政军干部,从山东八路军到苏北新四军,从陆路到海上,临出发前只传达到团以上干部。政治动员,也都是分阶段进行,逐步渗透的。有的是上了船后,才告之是闯关东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说过:“战争期间,我并不把全部真相告诉士兵,因为既无必要,也会泄密。”
隐蔽战略、战役、战斗企图,对行军路线、目的严格保密,这是一般军事常识。
这里还有一个更广阔的政治背景。
9月2日,中央在给各中央局的电报☆中说:
“因各地动员干部和部队去东北,规模很大,传播很广,容易暴露企图,刺激国民党美英与我不利,望各地告诉所有前进部队和干部不要声张,少说多做,注意隐蔽,切实完成任务。”
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
出关时是班长,进关时是指导员的瞿文清老人说:战争年代,管理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政治工作的核心,就是巩固部队。战争是需要士兵进行的,没有兵怎么打仗?拿破仑若没有士兵,还不如阿尔卑斯山的一块石头。
那时当干部,特别是当连长、指导员的,平时最操心,最头痛,压力最大的,就是怕出逃兵。防止逃亡,要发动群众,主要是帮助教育重点人。党员,正副班长,战斗小组长,一般都有个“巩固对象”。站岗,值勤,出公差,都在一起,睡觉也挨着,醒了摸一把。“巩固对象”要上厕所,“我也来尿了”,马上跟去。有的就说:你别跟着了,我不能跑。谁不高兴了,谁发牢骚了,谁想家了,都是“思想苗头”,要随时掌握。发现异常,立即报告。一仗下来,特别是打了败仗,更要瞪大眼睛。
“八·一五”后逃亡比较多的时期,一是闯关东,二是四平保卫战后,三是东北解放后进关。逃亡原因,一是苦,二是死,三是离不开家。那年头不打仗的时候像节假日一样少,随时都可能流血牺牲。怕苦怕死就想家,家里再苦没有死的威胁。一些打仗很勇敢的人也开小差,就是舍不得离乡离土。中国农民的传统心理是看家守业。过去闯关东是无路可走,逼上梁山。抗战打了8年,好歹胜利了,活过来了,能过安稳日子了,谁还爱离开家?
一般地说,行军打仗路过谁家,谁就成了“巩固对象”。
同样意思的话,大多数老人都谈过。
大都是宿营后趁机跑掉的。每到一地,除正常岗哨外,还在村外放几处暗哨。有的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