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到鬼：德古拉的隐喻

2025年夏天，法国导演吕克·贝松的新作《德古拉》在欧洲上映，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再度回到人们身边——事实上，自这个形象从爱尔兰作家布莱姆·斯托克笔下正式诞生以来，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100多年里，不断被影视、戏剧、游戏、动漫改编着。每一版本的德古拉又都随时代观念变化被注入新的内核：从科波拉导演的经典之作《惊情四百年》中惨白可怖脸庞下的痴怨情种，到动画片《精灵旅社》中那位慈爱幽默的老父亲，恐怖、情爱、复仇、责任、家园意识……德古拉被挖掘出越来越丰富的侧面与阐释空间，在惊声尖叫和恨海情天的交织中成为人类幻想世界体系的重要坐标。

很多人或许不知，“德古拉”并非凭空捏造的名字，而是来自于历史上一位真实人物——15世纪欧洲公国瓦拉几亚（主要为今罗马尼亚南部地区）的大公弗拉德·德古利亚。在一些亦实亦虚的记载中，这位大公生性残暴，习惯对敌人实施桩刑，也就是将人放在尖利的木桩上穿透身体，因此又被称作“穿刺公弗拉德”。这种血腥的场景与后来的吸血鬼德古拉的确构成一种可以联想的关系，但总的来说，从弗拉德到德古拉，并非如其他许多民间传说人物一样，是一个由下而上层累塑型的过程，而是直接从斯托克长篇小说《德古拉》中横空出世，是一个文人的产物。在此之前，尚未有人将二者联系起来。其间如何由此到彼，以及吸血鬼形象在现当代文化生活中呈现出的诸种意义，正是德国历史学家海科·豪曼《德古拉：生平和传说》一书所试图阐释和厘清的。

弗拉德·德古利亚本人经历传奇，他本是瓦拉几亚老大公的次子，不幸出生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环境中：外部，彼时奥斯曼帝国正虎视眈眈向西扩张，瓦拉几亚首当其冲成为“抗奥”前线，亦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抵抗伊斯兰教的前线；但在内部，基督教世界内部矛盾不断，一盘散沙，难以建立统一战线。瓦拉几亚以匈牙利为宗主国，但一直想摆脱控制而独立，两国分别信仰东正教和天主教，龃龉不断。内忧外患下，夹缝中的小国不得不成为棋子。弗拉德被要求送到奥斯曼帝国皇宫作质子，他青少年时期在奥斯曼苏丹身边成长，其后经历一番波折，回到瓦拉几亚夺取了政权。但由于特殊的经历和身份，许多棘手的问题始终缠绕在这位新大公身上：他既要效忠匈牙利国王，又不得不对奥斯曼苏丹表忠，始终处于不被国民与基督教世界信任的状态中。为了巩固统治，弗拉德对内采取铁腕手段，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对外则坚持主权，拒向奥斯曼贡赋。有则传言说，苏丹的使者来觐见弗拉德时，按本国习俗未取下头巾，他便派人用钉子将头巾钉在了对方头上，这样他们就再也不用“取下”了——这个故事里的弗拉德形象，与后来的吸血鬼德古拉有一丝血脉相通。随着弗拉德在军事上取得了对奥斯曼作战的胜利，展现出“抗奥”的决心和能力，他愈发自命不凡，俨然是基督教世界抵抗异教徒的英雄。但不难想见，树大招风，对他的猜忌和排挤也更为激烈。恰在此时，有人举报弗拉德“通敌”，暗中乞求与奥斯曼结盟。其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但这无疑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英雄瞬间沦为囚犯。被监禁12年后，他在一次对奥斯曼军队的战斗中身亡。此后不久，瓦拉几亚落入奥斯曼帝国之手，直到几个世纪后罗马尼亚王国成立。

生前身后，在对弗拉德的臧否中，“残忍”都是重要主题，出现在许多文字及绘画作品中。大约就在被指控“谋逆”的同时，一本叫做《历史：邪恶的德古拉》的小册子流行开来，罗列了他各种骇人听闻的酷刑。但考证这些作品的史料价值，需要考虑到其中的政治宣传色彩。海科·豪曼合理推测，“邪恶画像”里或许隐含着匈牙利王庭对他的打压企图，也与当时民众沸腾的“反奥”情绪有关——在一些作品中，“背叛者”弗拉德的形象甚至直接是一副土耳其人装扮。将其描述得愈可怖嗜血，无疑会更激起对“他者”的仇恨。但在其他国家的文献中，对这位大公的认知又有另样面貌，比如在被奥斯曼吞噬的拜占庭帝国史学家笔下，桩刑恰恰凸显了弗拉德作战勇猛和对敌人的震慑。这再一次提醒人们，历史如何讲述，取决于讲述者的立场。

似乎是巧合，又似乎其来有自，现代意义上的吸血鬼传说或信仰也是从弗拉德的故乡东欧起源的。17、18世纪，东欧流传几桩著名的“怪奇物语”——据传某死者重返人间、掘墓后发现其尸体未腐反而流出鲜血等，增添了这一传说的可信度和可怖感。这一“鬼型”背后，蕴含着种种宗教与文化基因。虽然被科学与教会双双拒绝，但穿越生死两界的吸血鬼传说仍在民间具有巨大吸引力，渐渐溢出东欧范畴，在整个欧洲蔚为大观，并进入卷帙浩繁的文学创作。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许多著名诗人作家都曾写过“吸血鬼类型文学”，如拜伦、果戈理、阿·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梅里美、戈蒂埃、波德莱尔等，他们从不同角度为这个民间传说注入了文学性因子。但仔细究之，东欧作家常常在其中寄寓了某种国家民族主义的隐喻，而西欧作家更倾向赋予其浪漫化与现代性气质，并从脖颈吸血这一行为中读取到欲望。

无论是在民间传说还是文学作品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吸血鬼都不叫德古拉，而且很多时候是以女性形象出现的。迟至1897年，斯托克以历史人物弗拉德为原型的小说《德古拉》问世，才令众多吸血鬼题材获得了一张最著名、最经典的面孔。问题是，为什么“选中”德古拉？从创作灵感上看，这里面有偶然的因素，正如豪曼考证的那样，斯托克曾读到一本讲瓦拉几亚和弗拉德大公的书，并结识了一位熟悉帝国历史的匈牙利学者等；但深层原因或许更值得推敲。首先，《德古拉》及其后来各类衍生作品的背景都发生在特兰西瓦尼亚（今罗马尼亚中部、西北部），而非真实弗拉德的领地瓦拉几亚，这也许是缘于西欧人对古代地理的陌生，但也暗含着一种对未知文化的傲慢与偏见，以对东欧的总体固有印象笼而统之。小说中，来自伦敦的房产律师乔纳森被德古拉囚禁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城堡中，而德古拉则乘上一艘俄国船只来到伦敦开始作恶，当然，最终还是被正义联盟所打败。作为东欧史专家，豪曼敏锐地洞察到这些地理名词背后的文化意味：西欧人以自身为世界文明中心和尺度，长久以来视东欧为贫穷、愚昧、落后、阴沉之地，吸血鬼传说正是其未“开化”的表现——尽管这种蒙昧会构成威胁，但经历启蒙运动洗礼的西欧必然能够成功抵制。这一点，恰与弗拉德大公曾经对抗西进的“异端”文化形成了有趣的历史互文，只是“前线”向西推移，守卫者成为攻击者，欧洲内部的分化亦进一步昭然若揭。特兰西瓦尼亚的古堡，成为耸立在“文明世界”侧翼的不安隐喻。

因为吸血鬼形象能衍生出贪婪、活死人、敲骨吸髓的象征意义，历史上，这个不甚光彩的名号曾冠用在不同种族、群体头上，如犹太人（被认为从宗教和现实经济上“吸血”）、俄罗斯帝国与沙皇、纳粹、资本主义等，我们可从中追索到一幅现代人尤其欧洲人的“恐惧心理图谱”。时至今日，这个比喻仍然活跃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其所指的范围被不断拓展，譬如原生家庭的无底洞索取，又如社交网络上讨论的“正面能量吸食者”等等。可以说，吸血鬼已构成一个具有强大生长性的元概念。

我们今天当然早已不再谈吸血鬼而色变，甚至将其作为一种时尚的亚文化符号，但梳理从人——弗拉德大公到鬼——德古拉的历程，我们看到时代社会心理会如何深深烙印在人们的文化与想象当中，形成一种共享的集体记忆。正如弗拉德本人并不知道他死后会成为一个神话在人类文化中永生，我们也仍未知晓，当下所处的这个时代会以何种隐喻意象被后世的人们所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