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中苏边境形势紧张，邓小平点将刘震：你去新疆上任吧

1976年11月，又冷又硬的西北风扫过伊犁河谷，边防值勤哨兵的钢盔被吹得嘎嘎作响。就在同一时刻，北京西三环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几张厚重的地图被摊在桌面，苏军在中苏、中蒙一线新增的火箭军旅用红色铅笔圈得密密麻麻。彭德怀牵头制定的防御条令尚未全部更新，新的麻烦已扑面而来。与会人员都在琢磨一桩事：新疆军区谁来坐镇？

镜头调回十七年前。1959年7月，刘震陪同航空兵某师在辽南组织对地突击演练，突然接到临时任务——空运青海地震救灾器材。他一口气调出三十六架伊尔-14，连夜飞越祁连山。那天夜里指挥部只听他说了一句，“时间不等人”。救援结束后，民航系统悄悄把他的名字刻进了功劳簿。敢拍板、能担责，这份简历后来被多位中央领导记在心里。

1969年3月珍宝岛炮火未熄，苏军C级戒备转瞬提到B级。从外高加索调来的第33集团军几个师接替本土守备力量，在吉尔吉特高原新建阵地。两年内，塔城、阿勒泰方向的兵力对比由1比1变成1比2，中国西北的压力指数倍增。研究院曾测算，一旦全面冲突爆发，仅苏军第39摩托化步兵师主力的装甲集群，十二小时可抵达乌鲁木齐北郊。情报拿到北京后，中央意识到：得派一位既懂陆空联合又熟悉边情的人去顶门。

1977年6月的常委碰头会上，邓小平把支边干部花名册翻了几遍，最终停在“刘震”两字上。他抬头问总参的作战部部长：“老刘身体怎么样？”答曰：“62岁，有慢性胃病，但干劲不减。”邓小平笑道：“胃有问题不要紧，心脏还热就行。”一句话定了乌鲁木齐的新掌舵人。散会后，邓小平在走廊上拽住刘震，“新疆很要紧，去把摊子撑起来。”刘震只回了三个字：“保证完成。”这段对话，后来在总参被当作干脆利落的范例流传。

8月，刘震踏上了去乌鲁木齐的专列。窗外是连绵戈壁，他随身带的只有一只旧帆布包，里面夹着一份厚厚的空军、陆军联合防空草案。车厢灯光摇曳，他用铅笔一页一页改，旁人劝他歇会儿，他摆摆手：“边境炮声要是真打起来，这纸上每多写一个字，都能救几个兵。”

到任后，他没急着坐在司令部办公桌后发号施令，而是拣最敏感的伊犁、喀什、哈密三角地带跑了一个遍。边防连盖在乱石坡，夜里零下三十度，士兵还用牛粪取暖，缺煤。刘震当晚批示：空军运输机次日凌晨投送第一批蜂窝煤。有人担心被对岸雷达锁定，他摇头：“连取暖都成问题，还谈什么战备？”

随后是“硬骨头”工程——边境机场扩建。塔城、多伦两座简易跑道此前最多供安-2起降，距苏军前沿不到一百公里，容易被先制打击，没人愿意动它。刘震提出“双跑道、双通道”思路：前沿跑道只负责分散、佯动；主力战机隐藏在二线高原隐蔽机场。为了争取立项，他三番五次给总后打电话，“钱可以省，时间不能省”。年底前，首条1500米加固跑道交付，立刻进驻歼-6中队，给苏军空侦机发去清晰信号。

战备之外，还有民心。1978年春，他带着翻译走访吉木乃的哈萨克牧民。草棚里，年近七旬的拜合提大叔拿出自酿的马奶子酒，客气地问：“司令，你们不会走吧？”刘震端碗一饮而尽，只回一句，“边境在，咱就在。”这一幕被新华社记者抓拍成照片，但直到多年后才公开。

同年秋，苏军在塔克什肯口岸举行跨境演习，炮声沿河谷翻滚。兵棋电脑推演显示，若敌集中装甲过境，我方需七小时完成一线兵力集结。刘震把这个数字硬生生压到四小时：铁路线增设会让站台、公路设计双向车线、主力部队实装待命。9月17日凌晨，一场代号“天山-2号”的快速机动演练展开，15个小时机动一千公里，创下当时新疆军区纪录。军事科学院观摩人员回京后提交报告，称“以灵活机动弥补装备代差，是现实可行的边防思路”。

时间走到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北京调兵遣将之际，新疆方向仍需维稳。刘震一头扎在阿克陶一线阵地，防止苏方趁机生事。4月，胡杨林里沙尘漫天，他突发急性胃出血，被护送回乌鲁木齐。术后不到半月，又出现在前指会议室。警卫员实在忍不住，多次劝他注意身体，他摆手道：“打起仗来可没人关心你胃疼不疼。”

完成边防调整后，刘震请缨退居二线。1979年底，中央批准他调回北京休养，并派吴克华接任。临行前一周，他跑遍了所有师团机关，给每个团长送一本笔记本，封面上写着六个字：“边关无小事！”将星之言，份量千钧。

1985年，国防体制改革启动，刘震转入养病休息。可他仍常给总参寄去手写建议，主张在西北配备远程机动雷达、提高空装部队高原适应性。1992年9月20日，78岁的他在北京病逝。噩耗传至天山北麓，许多老兵肃立默哀，有人低声说：“老司令走了，可咱的桥头堡还在。”

回味往事，1977年的那纸任命书不只是一道调令，更是一次事关西北安危的豪赌。事实证明，刘震把自己丰富的空地协同经验、敢抓敢管的作风，全都用在了派不上光环的边防一线。今日翻开档案，苏军在阿尔泰山口的兵力部署图旁，仍附着一句评价：新疆方向的稳定，刘震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