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有成有恩于毛主席，建国后被邀中南海叙旧：交给你一个特殊任务

“1951年9月的傍晚，北京前门火车站外，’张四哥，你得进京一趟，主席惦记着你呢！’毛宇居压低嗓门提醒。”一句话，把张有成从南方的宁静乡村拉进了共和国的心脏，他没想到二十多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掩护，会换来一纸直达中南海的邀请。

张有成本是韶山冲里普通不过的木匠，与少年毛泽东比邻而居，两人年纪相差三岁。毛家孩子喊他“张四哥”，他帮忙削竹枪、打谷锤，也常把自家苞谷饼分给毛泽东。乡间友情质朴却牢靠，后来被岁月拉长，却没被时间冲淡。

1910年春，毛泽东背着行囊去湘乡上学，临走只留下一句：“四哥，等我学成回来。”那之后，湖南与外省之间战事起伏，张有成只偶尔听到“阿泽在外面闹革命”。他自己则守着木匠铺，娶妻生子，日子虽清贫却不乏温情。

真正的考验落在1925年夏天。毛泽东回韶山领导农民运动，震动地方反动武装。一天清晨，张有成听见院外柴枝碎响，推门一看，毛泽东满头尘土：“枪兵追得紧，让我躲一阵。”一句话无需更多解释，兄弟间的默契在那一刻像门栓一样牢固。张有成把他藏进木棚，又细嚼慢咽编了个“教书先生”的说辞，轻描淡写堵住了搜捕的枪口。那天夜里，他还悄悄掏出家里全部六块大洋，塞给毛泽东，外加一顶旧轿子和一路护送。“要命要紧，钱和轿子算什么。”张有成事后跟妻子解释，语气像在谈一块破木料。

轿子出村口时再遇盘查。张有成先装急火，毛泽东再淡淡一句“我是郎中”。双重掩护对方，恰似两块木板咬合，缝隙零露。枪兵无奈放行，毛泽东成功脱险。临别前，他压低声音：“四哥，此恩不忘。”张有成只摆手：“兄弟别客气，平安就好。”事后村里不少人埋怨他惹祸上身，他却说：“帮朋友算本分，藏朋友算良心。”

时间扯开新的篇章。新中国成立，湘楚大地放爆竹庆贺，张有成跟乡亲们站在稻田边望北方，感慨“阿泽真成了国家领袖”。可他依旧过着俭朴日子，木锯与斧头仍是谋生家伙。1951年秋天，那封邀请信像一阵北风，把泥土味裹进了首都的澄澈空气——“主席盼你进京叙旧。”

张有成赶赴北京时，穿的还是补了三次的蓝粗布衫。火车进站，他远远看见毛泽东站在台阶上，身边没有排场，只有熟悉的笑纹。两人握手，手心的老茧碰撞，像老木板磕出响声。毛泽东开口便是乡音：“四哥，当年你藏我的那间木棚还在吗？”一句笑问，让旁人都听出了厚重的情谊。

住进中南海招待所后，毛泽东特地吩咐厨房准备剁椒鱼头和腊肉，辣味刺激口腔也刺激记忆。餐桌边，他们谈乡亲勤耕，也聊国家大局。张有成少言，却会突然抛出一句：“村里翻水渠，缺钢钎。”毛泽东点头记录，第二天便让湘潭地委调配铁料。张有成没读过多少书，仍能把乡间民情精准递到最高首长面前，这让周围工作人员连连称奇。

毛泽东随后提出那项“特殊任务”——每年写几封信，内容不谈国家机密，只写家乡冷暖、父老喜怒。“四哥，你懂那里的土腥味，我在北京闻不着。”张有成应允，很快把这任务当作新的工序：走村串户，记稻谷亩产，听老人抱怨柴禾价，甚至记下谁家孩子考上集体小学。

1952年春，湘乡一带遭遇倒春寒，稻秧发黄，粮食吃紧，乡里甚至下令暂禁私酿米酒。张有成喜欢收工小酌，此举对他而言是肉疼的“禁口令”。他半夜翻身睡不着，索性提灯写信。写完又担心耽误主席政务，犹豫多日还是寄出。信封刚到中南海，毛泽东批阅后立刻回信，既安慰老友也责成地方反映产粮方案。短短几行字，如同一碗壮骨的米汤，既暖又顶用。

同年冬，张有成积劳成疾，肺病缠身。临终前，他握住家人手说：“别吵闹阿泽的工作，莫去添麻烦。”病逝消息最终还是在1953年春传到北京。毛泽东读完电报，沉默良久，提笔写下“有成兄病逝，深为悼念”，并让湖南省委转去家中。内务人员回忆，那天晚饭桌上的辣椒几乎未动。

木匠张有成的一生，没有显赫官职，也没握过钢枪，却在危急时护住了未来领袖的性命，又在和平年代向最高决策层递送最草根的声音。他那双打磨木板的手，先是挡住追兵，再把乡野温度传进中南海。有人说，历史往往由大人物书写，可若没有无名者撑起底座，大殿也难以稳固。张有成，这位普通木匠，把忠义和勇气刻进时间，被毛泽东称作“兄”。这两个字分量不轻，足够让后人记住，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恩情，往往能在国家和时代的洪流里留下最亮的水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