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为我从天落：清初名宦周亮工的能吏志业与司法传奇

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中“遗扇嫁祸案”并非剧作家的杜撰，在历史上实有其事，但断案者并非宋慈，而是清初名宦周亮工。此事明白记载于蒲松龄《聊斋志异》，题曰《诗谳》（可见《聊斋志异》不尽谈妖说鬼，兼具实录性质），后又收入《清稗类钞·狱讼类》。案情大致为：青州范小山妻贺氏，雨夜为盗所杀。现场遗凶手诗扇一把，题词“王晟赠吴蜚卿”，由此吴蜚卿被认定为该案凶手。适逢周亮工到青州巡察，认定该案证据不足，后顺藤摸瓜锁定真正的凶手，吴蜚卿死中得活，“三年冤狱，一朝而雪，无可诵神明者”。

周亮工事后总结，该案之平反，原因主要归于两点：其一，周亮工在案卷中发现一处疑点，贺氏被害在四月上旬，又值阴雨天气，在当时境况之下，行凶之人岂会携带扇子以增累赘？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扇子的作用是为了嫁祸他人。其二，周亮工曾于城南某酒馆见题壁诗，其遣词口吻与扇面题诗十分相似，由此推断二者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这当然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周亮工也坦承“幸中耳”，不过话说回来，若不是周亮工生活之中处处留心并善于联想，绝不可能迎来案件的柳暗花明。凡此皆可见周亮工超越一般俗吏的折狱才。

清禹之鼎绘《栎园抚琴图》

栎园志业最难评

周亮工（1612-1672年），字元亮，号栎园，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明末清初著名官员、文学家、篆刻家、书画鉴藏家。亮工博览群书，早年成名，“其为文，溯司马氏以来，及于卢陵。诗宗子美，然机杼必自己出，语矜创获，不蹈袭前人一字。刿鉥湔濯，而归之大雅”。（姜宸英《周亮工墓碣铭》）时人推为“文章诗画之宗匠”、“当代第一流人物”。（朱天曙、孟晗编著《周亮工年谱长编》）

周亮工的成就不仅体现在文艺上，还体现在政绩方面。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周亮工中举，次年成进士。官山东潍县知县，任中抚民尽心，守土有功。十六年，举天下廉卓入京，授浙江道监察御史。

甲申之变后，周亮工在南明朝廷短暂任职，遭受权臣排挤陷害，大概此时他对明政权彻底丧失了信心。清兵下江南，周亮工“诣军门降”，后先后任两淮盐法道、淮扬海防道兵备参政、福建按察使、福建布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等职。因事被问罪，几遭不测。康熙二年（1663年），周亮工被朝廷重新起用，任青州海防道，一直做到康熙五年，平反吴蜚卿案当在此期间。后擢江南江安督粮道，又代理安徽布政使。康熙八年（1669年），被劾去职，不久病逝。

站在传统儒家伦理的立场，鼎革之际的周亮工主动降清，且积极镇压反清力量，大节有亏，身后遭受非议，入《贰臣传》，“汉奸”的身份标签似乎很难扯掉。然而，当我们真正进入历史，深切体会当事人的处境和心曲，或许会多一份同情之理解。当八旗铁骑攻入北京，社稷易主，在刘宗周、黄宗羲等孤臣遗老辈看来，无异于天崩地坼。而在周亮工这样的命世之英眼中，未尝不是建功立业之秋。诚如吕留良对周亮工的评价：“豪士壮年，抱奇抗俗，其气方极盛，视天下事无不可为。”（《赖古堂集序》）早在担任潍县知县时，周亮工就是“治为东国最”，（《周亮工全集》第18册，第281页）入清后仍然保持积极有为的进取姿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清廷的地方治理和政权稳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致在其任职之地，百姓多有为建生祠者。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周亮工为政洗尽铅华，平易近人，“告谕之文亹亹数千言，若与家人妇子语，若奇快通俗小说，若谑若嘲，必俗必尽”，（《周亮工全集》第18册，第324页）尽显能吏本色。后来有人总结：“先生自为令，为柱史，为藩臬，敭历中外，无不以政事名。”（《周亮工全集》第18册，第272页）想来，周亮工也是以“治世之能臣”自许的，只有抓住这一点，才有可能进入周亮工的精神世界。

关于周亮工的一生志业，时人黄虞稷的评价最为全面：“周栎园吏事精能，抚戢残暴，则如张乖涯；其屡更槃错，乃别利器，则如虞升卿；其文章名世，领袖后进，则如欧阳永叔；其博学多闻，穷搜远览，则如张茂先；其风流宏长，坐客恒满，则如孔北海；其心好异书，性乐酒德，则如陶渊明；其敦笃友朋，信心不欺，则如朱文季；其孺慕终身，友爱无间，则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试用不尽，则如范希文；而遭谗被谤，坎壈挫折，又如苏长公。”（《周亮工全集》第18册，第216-217页）如此一长串比况，摒去溢美的成份，一个丰满立体、近乎完美的封建士大夫形象跃然眼前。

值得注意的是，黄虞稷以虞诩、苏轼作比，来形容周亮工坎坷多难的宦途。实际上，与前朝那些直臣能吏相比，周亮工屡次被劾论死又遇赦的经历不仅颇具传奇色彩，而且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动因。

今日始逢天眼开

顺治十一年，因在福建政绩卓著，周亮工被清廷任命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从而跻身卿贰。翌年正月，周亮工到京正式上任。甫入职，就傥言论列，疏陈闽海用兵机宜，获得了顺治皇帝的“嘉纳”。不到半年，又擢升户部右侍郎。此时的周亮工正当壮年，意气英发，其大有为之心跃跃欲试。孰料风云突变，期于大用的节奏戛然而止，一场大狱不期然地降临。

《清史列传》记载，顺治十二年五月，新任福建总督佟岱刚刚到任，就有人来申冤，状告已离任的福建按察使周亮工，以霹雳手段处置武举人王国弼和贡生马际昌、穆古子、蔡秋浦、蔡开南、史东来等结社案，导致际昌、秋浦、国弼、开南四人死于狱中，佟岱据此弹劾周亮工贪酷不法。皇帝知道后，要求周亮工做出回应，不久又解除了周亮工的职务，要他返回福建对质。

回闽待审期间，正好赶上郑成功的部队来攻打福州，城守力量薄弱，形势危急，巡抚宜永贵计无所出，只得求助于狱中的周亮工，并把防守西门的任务交给他。周亮工身先士卒，坚守射乌楼，“手发大炮击殪渠帅三人”，成功阻退了敌兵，保全了福州城。

当然，“功过不相掩”，周亮工虽然守城有功，朝廷并没有免去他的罪责，也没有停止对他的审讯。此前，按察使田起龙依据手头掌握的证据，认定周亮工贪赃四万余两，建议处以斩刑并没收财产。然而经过与周亮工对质，“事皆莫须有”。后闽府又召集了各府州的五位推官，组成“专案组”，对案件进行了重新梳理，并将调查意见提交给新任按察使程之璿，至此，事实方得以澄清，之前错误的认定得到了纠正。据说，时值闽地大旱，而当判决宣布之际，天降大雨，百姓奔走相告，为作民歌《束卷雨》。

遗憾的是，案件并没有就此终结，臬司虽做出了有利于周亮工的判决，巡抚刘汉祚却疑心审官们有私，于是把前后判决意见打包上报朝廷，并将周亮工和相关人员一并解送京师刑部。自此，案件由地方审理转为中央审理。顺治十六年，经过部议，重新维持了田起龙的初审判决。可是，顺治皇帝注意到案件证词前后的矛盾，又指令三法司会讯，结果仍是维持原议。此时的周亮工似乎已是在劫难逃。

顺治十七年秋，朝廷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朝审，这是专门针对京师在押监候死囚的审录程序。当时制度规定：“刑部现监重犯，每年一次朝审。刑部于霜降前，摘紧要情节刊刷招册，进呈御览。仍送九卿、詹事、科道各一册。于霜降后十日，在金水桥西，会同详审，拟定情实、缓决、可矜具题，请旨定夺。”（《大清律例·断狱》）刑部是朝审的组织者，而实际参加者则涉及朝廷的各个主要部门以及王公重臣。朝审是前代会审制度在清朝的延续，其宗旨在于彰显国家“恤刑慎杀”的仁政。幸运的是，周亮工案也被纳入了本次朝审。

相关文献对这次朝审有详细的描述：这一天，部院大臣下及各科道官，东西以次列座。两个书吏抬来满满两大竹箱的案卷，置于中庭，逐一唱名审录。轮到周亮工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从袖中取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份自辩状呈上，就在诸大臣传示之际，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于是大风从西北起，扬尘沙蔽天，旋入庭，从手中掣所读纸，直望空去，人吏披靡，天地昼暝晦，人对坐不见面。公独跪阶下，叩首呼冤，口不得发，默自念曰：“天岂哀我耶？吾死生此刻决矣。”（《赖古堂集·附录·墓碣铭》）

狂风良久方止，这一突如其来的自然异象无疑极大地震撼了在场的官员。中国古代素有天人相感之说，古人也笃信自然灾异往往昭示世间的冤枉不公。惊魂甫定，为首的大学生发表意见道：“天意如此，此狱可疑。”其他大小官员亦齐声附和称疑。收到大臣们的汇报，“世祖皇帝异之”，又逢太皇太后的本命元辰，在狱人犯罪责概减一等，于是，周亮工依例改徙宁古塔。有感于周亮工死中得活的奇遇，友人龚鼎孳特意写下长诗《大风行》以志其事，周亮工自己也留下了“恩膏此际同沦骨，疑牍谁为吹上天。羊角已扶九万里，故人空赋大风篇”的诗句。

转过年来的正月，顺治皇帝驾崩，弥留之际，诏赦在狱诸人，周亮工终于得以走出刑部大狱，回归自由之身。

将相垂成事又虚

周亮工因何身陷大狱？上文已交待原委。然背后真相是否如此，历来史家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颇为值得注意。

按照为周亮工立传的侯官人林佶的说法，周之陷狱是因为得罪了郑成功父子。当时，郑芝龙已归降清廷，郑成功却占据厦门与清廷对抗。清廷为羁縻计，封芝龙为南安伯，并尝试招降郑成功。在闽任职八年的周亮工入为左副都御史后，积极向朝廷建言献策，建议除掉郑芝龙，对郑成功改抚为剿。对周亮工这个“闽事通”的意见，朝廷非常重视，于是郑芝龙被下狱。“芝龙知公发其事，乃大恨，挥金谋报公”。（《碑传集》卷10）

这样说来，周亮工之得罪，表面上是以佟岱为首的闽省实权派官员的弹劾和陷害，背后实际上是郑氏势力的经济运作。进而言之，除了锋芒太盛、招怨于人外，周亮工的悲剧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明清易代之际，那些入仕新朝的贰臣少有善终者，这一事实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或如邓之诚所言：“当时满汉相倾，成为风气，亮工不死，属有天幸。”（《清诗纪事初编》卷8）

尽管命悬一线、处境堪忧，狱中的周亮工却始终保持了乐观、昂扬的生命姿态。他请同狱的黄济叔刻“又活一日”印一枚，堪为当时心境的生动写照。他与友人吴冠五拥絮唱和，吟咏不断，苦中作乐，甚至“于对簿时，从榜笞呼謈声中，借伍佰笔作送人二十绝句”，（《赖古堂集》附录）这份洒脱豪迈便是当年的苏东坡也有所不如。他又著书以为排遣，“以圜扉之中无可检阅，故取老人读书祗存影子之语，以《书影》为名”。这便是笔记体著作《因树屋书影》，该书“记述典赡，议论平允，遗闻旧事，颇足为文献之征”。（《四库全书总目》附录）在某种意义上，缧绁之中的经历不仅是一种磨砺，也是一种成全。

顺治十八年九月，甫脱刑网、重获新生的周亮工在扬州会晤陈维崧等友人，发表了如下一番劫后感言：

老臣获戾，六年于兹矣。六年以来，关木索婴金铁，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卒隶则涕怵息，自分旦夕就汤镬，以快舞文者意。覆盆之中，宁知复有今日与诸君相劳苦乎？赖国家大恩，卒赐湔濯。第念频年对簿，株连瓜蔓，何止千人！为老臣拷掠垂毙者百数十人矣，为老臣毙三木下者十余人矣。有司白臣冤，道死者一人，瘐死二人，余者濒死数矣，卒无有一人诬服者。他变姓名微服为累臣槖饘计，又不知几何家焉。嗟夫，何以致此？夙夜自思，惟是结发为吏，实未尝有所恨，以至斯也。（《赠周栎园先生序》）

大狱得活，恍如梦寐。然痛定思痛之余，觥筹交错之际，自矜之情溢于言表，而这份自矜则来自于周亮工对平生道路的笃信和对所作所为的坦然。

当然，稠人广座之中的场面话未见得代表当事人的真实心曲。曾经的踌躇满志，最后只剩梦幻泡影。他在写给友人刘素先的贺寿诗中有句云“沧桑到眼人空老，将相垂成事又虚”，未尝不可以看作他的夫子自道。以常理揣度，经此挫辱，周亮工光芒四射的人生信仰不免蒙上一层灰色。及至康熙八年再次“被劾听勘”，年近花甲的周亮工已不复壮年的慷慨豪迈、锐意进取，他一把火烧掉了平生所作诗文，边烧边叹息道：“使吾终身颠踣不遇者，此物也。”（胡思敬《九朝新语》）豪士暮年走向对平生文字事业的怀疑乃至自我否定，狱案的寒蝉效应至此显露无遗。

赵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