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要人命的电报,就这么悄无声息地递到了符定一的手里。
时间是1922年,地点是长沙。
这地方当时的空气里,火药味比饭菜香要浓得多。
湖南的头号人物赵恒惕下了死命令,全城搜捕一个叫毛泽东的年轻人,说他煽动工人闹事,是“乱党”。
符定一当时可不是一般人,他在北洋政府里当着大官,回长沙也就是探个亲。
电报本来是发给军警的,不知走了什么门路,居然先让他给截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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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着电报上那个名字,心里咯噔一下。
这个名字,十年前,是他亲手用朱笔圈出来,招进学校的。
现在,人家要拿枪去“招”他了。
救,还是不救?
这不是电影里的桥段,是掉脑袋的买卖。
给一个板上钉钉的“通缉犯”开脱,等于把自己几十年挣下的名声、地位,还有一家老小的性命,全都推到赌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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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桌对面坐着的,是握着枪杆子的军阀。
这种赌局,十赌十输。
可符定一偏偏就下了注。
要弄明白他为什么敢这么干,得把时间往回倒十年,从他下的第一注说起。
1912年,皇帝没了,但天还没亮透。
整个中国都乱糟糟的,不知道往哪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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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定一当时是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的校长,他办学,不是为了让学生考个功名,他是想给这个半死不活的国家找几根能撑得起房梁的柱子。
他自己年轻时去日本留过学,跟黄兴、蔡锷那些后来搅动风云的大人物是同学,亲眼见过大清那艘破船是怎么沉的。
他心里清楚,中国缺的不是会念书的书呆子,而是敢想敢干,能给国家开方子的人。
所以,他出的招生作文题就透着一股邪气:《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要策》。
这题目哪像个中学入学考题,分明是扔给内阁总理的难题。
他就是想看看,这群半大孩子里,有没有人能跳出课本,真拿自己当回事,替国家操这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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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子收上来,大部分都是老生常谈。
直到一份卷子递到他手上,他眼睛亮了。
那字写得,跟刀砍斧劈似的,透着一股劲儿。
文章里引经据典,但没半点腐儒气,一层一层往下说,条理清晰,气势很足,字里行间都是“这事儿得这么办,非我莫属”的架势。
符定一看完,一拍桌子,嘴里念叨着“奇才,真是奇才”。
他当场拍板,这学生,不管别的科目怎么样,作文第一,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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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等他翻到考生信息,心里又犯了嘀咕。
毛泽东,十九岁,韶山冲来的农民伢子,当过几个月兵,没上过正经学堂。
这么一篇老到、视野开阔的文章,真是一个乡下来的年轻人写的?
别是抄的吧?
那个年代,这种事也不是没有。
符定一的第一场豪赌,就这么开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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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赌的,是自己半辈子的学问和看人的眼光。
为了让这把赌局稳当点,他干了一件破天荒的事:给第一名开小灶,单独复试。
他把毛泽东叫到办公室,亲自出了个更要命的题目:《论救国之道》。
这题目更虚,也更实在,直接掏你的心窝子。
你心里真有东西,一说就知道;你要是装的,几句话就露馅。
毛泽东也没怵,站在校长面前,拿起笔蘸饱了墨,当场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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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架势,不像个来考试的学生,倒像个准备上阵的将军。
第二篇文章交上来,符定一那点疑虑全飞了。
他心里头那块石头落了地,换上来的是一阵狂喜。
他看着眼前这个穿着粗布衣服,眼神里却像有火在烧的年轻人,几乎是脱口而出,说了一句后来被传了几十年的话:“你这个人,将来会改变中国。”
这第一把,他赌赢了。
他不光是给学校招了个状元,更是给自己后半辈子,找到了一个值得下重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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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光录取还不够,得再加点码。
于是,他把自己压箱底的宝贝,一套线装的《资治通鉴》,送给了毛泽东。
他送的不是书,是屠龙术。
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将来用得上。
好景不长,才过了半年,符定一就迎来了第二个难题,还是毛泽东出的。
这个他费了那么大劲招进来的得意门生,居然跑来跟他说,要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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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更是气人:“学校的课太死板,框不住我的思想,待着不舒服。”
这话放哪个校长耳朵里,都得气炸了。
你一个学生,说学校的东西不行,要走?
这不是公开打校长的脸吗?
符定一也是苦口婆心地劝,但毛泽东那脾气,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这下,选择题又摆在了符定一面前:是按着校规,把这个“问题学生”强行摁在学校里,还是由着他的性子,让他自己到外头扑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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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定一的第二场赌局开始了。
这次,他赌的,是他自己信奉了一辈子的教育道理。
他觉得,教育不是把人往一个模子里刻,而是看这个人是什么料,就帮他成什么器。
对一般的学生,学校的规矩、课程,是让他们往上走的梯子。
可对毛泽东这种人,学校这个小池子,可能真就成了困住他的网。
最后,他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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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退学申请上签了字。
这个决定,比起当初破格录取,更需要胸襟。
他没把毛泽东当成一个不知好歹的刺头,而是把他看成一个思想已经超前,不愿被束缚的探索者。
他赌的是,把这样的人放归山林,比圈在院子里,更能成大器。
事实证明,他又赌对了。
退了学的毛泽东,没回家种地,也没去街上瞎混,他一头扎进了湖南省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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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半年,他就像一块干透了的海绵掉进了水里,疯狂地读各种书,从中国的诸子百家,到西方的哲学历史,什么都看。
这段时间的“自学”,给他后来那些思想理论,打下了最结实的底子。
现在,时间回到1922年。
如果说前两次下注,赌的是眼光和理念,动的是笔杆子,那这一次,可是要动刀子,见真章了。
那封“立即逮捕”的密电就摆在眼前,十年来的画面一幕幕地在符定一脑子里过。
考场上那个神采飞扬的青年,办公室里那个执意要退学的学生,还有后来在北京碰见时,虽然穷得叮当响,但眼睛里那股劲儿一点没变的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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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年,他一直在悄悄地“投资”毛泽东。
在北京的时候,他每个月都拿出五块大洋接济这个生活窘迫的学生。
现在,他这项长线投资,马上就要被军阀连根拔起了。
他没多想,直接去找了自己在省政府当秘书长的亲戚吴南屏,让他帮忙通融一下,给毛泽东做个保。
他亲戚一听,吓得脸都白了。
给赵恒惕点名要抓的人作保,这不是把自己的脖子往刀刃上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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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跟谋反有什么区别?
看着亲戚犹豫不决的样子,符定一也急了,把心一横,说出了一句分量最重的话:“他是我最有才气,最有本事,最有抱负的学生,他将来的成就,肯定在我们这些人之上!”
这话,已经不是十年前在书房里的预言了。
这是一个在官场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人,用自己全家的性命和一生的清誉,下的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注。
他赌的,不光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命,更是这个年轻人代表的那条路,到底能不能走通。
也许是符定一的身份地位起了作用,也许是他那股豁出去的劲头镇住了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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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他的周旋下,抓捕令被暂时压了下来。
符定一不敢耽搁,立刻派人找到毛泽東,塞给他路费,让他连夜出城,去广州。
这一回,符定一赌上的,是身家性命。
他用自己的官帽子和脑袋,替那个十年前他亲眼选中的未来,挡住了最要命的一枪。
后来,1943年,符定一自己也倒了霉,被国民党猜忌,关进了牢里。
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立刻发电报指示,动用一切关系全力营救,最终让恩师平安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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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就是1949年了,在北京中南海的家宴上,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亲自把白发苍苍的符定一让到首席。
他端起酒杯,对着众人说:“在符老面前,我永远是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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