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周世钊向毛主席提到毛岸英的牺牲，主席说：不能怪彭老总

周世钊当年57岁，依旧拎着旧布包，他此行并非公务，而是想补上一段话：四年前庆功宴上拥挤嘈杂，自己没能细说心里话，如今机会来了。

座谈伊始，他先赞志愿军凯旋，连连称奇：连美国都按下了停战钮，想不到！ 毛泽东摆摆手，吐出一句“事情本来可以办到”，语气淡定，又透着笃定。

真正让他踌躇的是另一个话题。茶水续到第二遍，他压低嗓音提起毛岸英在清川江前线的牺牲，话说得极慢，生怕刺痛对方。

“不能怪彭老总。”毛泽东望向窗外残雪，话锋却坚决。仅这一句，将友人的顾虑挡回。

随即他解释：战场瞬息万变，再周密的部署也挡不住炮弹的偶然；儿子既穿上军装，便与千千万志愿军同担风险。决定出国作战的是自己，彭德怀背不下那口锅。

这种担当并非临时起意。1913年秋，长沙第四师范新生报到，个头并不高的毛泽东挤进教室，第一句便借书，旁边的周世钊爽快答应。两人同桌、同宿舍，自此结下交情。

两年后并校到湖南一师，38人的八班里，毛泽东好辩能言，周世钊温和勤勉。全校“人物互选”，两人票数并列前茅，是青春年代的并驾双骄。

1921年那条岔路出现。毛泽东奔走工人夜校、筹建青年团；周世钊则远赴东南大学，认准“教育可以救国”。道路不同，却始终通信互勉。

抗战胜利后，周世钊还在课堂批改作文，得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匆匆写一封问候电报，却被特务扣压。人与信件一并滞留原地，直到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两条轨迹重新交织。

1950年10月，周世钊第一次踏上北京，被请上天安门观礼。清晨升旗前，毛泽东临窗点烟，回头问旧友：“瘦了没？”一句玩笑，拉近了二十三年的时空。

同月下旬，两人夜谈朝鲜局势。毛泽东坦言已派兵出国，连失眠都好了；周世钊担心海岸防务，毛泽东淡淡一句“它不敢”，一年后战局果然印证。

正因如此，1954年的会见，他才敢把最沉重的问题摆上桌面。他想知道，这位国家领袖是否后悔让儿子去前线；答案是否定的——那是一场必须打的战争，没有人能躲在亲情后面。

往后的岁月，两人仍偶尔相聚。1955年湘江岸边，毛泽东大笑着下水畅游，周世钊在堤上直喊“不便”，被一句“水深浮力大”顶回；1958年，他如实报告公社亩产浮夸，毛泽东赞“敢讲真话”。坦率，源于早年书桌对面的信任。

1972年，风雨欲来，周世钊再进京，对“文革”弊端直言三个小时。毛泽东只是轻声提醒：“多加小心。”四年后，两位老人一个暮春病逝长沙，一个初秋辞世北京，相差不足五个月，六十三年交谊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