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被中国正式承认的特殊民族，人口有70万左右，身份证与众不同

2014年5月，贵州的一处火车站窗口前，空气仿佛凝固了。

一位年轻人把身份证递进去，里面那位售票员反复刷了好几次，眉头越锁越紧，最后忍不住抱怨：“怎么回事？

系统一直报错，显示‘民族代码非法’。”

年轻人苦笑了一下，这场景他太熟了，熟练地探过头去解释：“我是穿青人，属于未识别民族，机器读不出来，麻烦您受累手动输一下。”

这可不是个例，而是整整70万人的日常困局。

在咱们熟知的56个民族大家庭之外，他们手里的这张身份证明明合法有效，可偏偏在这个数字化时代，却像是拿着一张通往过去的旧船票，寸步难行。

身份证上明明印着“穿青人”三个黑体大字，国家数据库里却查无此族。

这个尴尬的死结，究竟是谁打下的？

这事儿，咱们还得往回倒推六十年，去翻翻那本旧账。

时间来到2014年，贵州省民宗委为了解决基层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在纳雍县搞了一次极具勇气的“摸底”。

题目出得特别直接：给你七个选项，汉、苗、彝、布依、水、仡佬，还有“维持穿青人”，你选哪个？

结果出来，那个涵盖了2万多人的样本数据，狠狠地打了“同化论”一记耳光。

9519人坚定地勾选了“维持穿青人”，甚至有不少人表示，只要不填汉族，改填成其他少数民族都行。

唯独那个官方认定了半个世纪的“汉族”选项，只有寥寥1.2%的人愿意接受。

甚至你在街头随机拦下100个穿青老乡，大概率也没一个人会承认自己是汉人。

这就怪了。

按照国家的行政归类，他们早在几十年前就被划入了汉族。

可在老百姓心里，这一笔账从未算平过。

在户籍系统里，他们是“异类”；在地方治理中，他们成了一道无解的“难题”。

因为拒绝归顺“汉族”这个标签，穿青人甚至无法在网上订酒店、给孩子办学籍。

每办一次手续，就要在这个庞大的行政机器面前，费尽口舌地解释一遍“我是谁”。

这种集体性的“身份抗命”，根源其实埋在1955年。

那一年，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带着专家组，一头扎进了贵州毕节和安顺的大山。

新中国刚刚成立，急需搞清楚家里到底有多少个兄弟姐妹，民族识别工作正如火如荼。

专家们看到的“穿青人”，情况确实挺复杂。

他们说着带口音的汉语，穿着青色的土布衣服，住在汉族式的村落里。

专家们拿出了当时通用的斯大林民族定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拿着这把尺子一量，穿青人的特征就显得非常模糊。

特别是语言这一关，穿青人没有独立的语言系统，说的是“老辈子话”，在专家耳朵里，这其实就是一种汉语方言。

费孝通团队最后下了定论：穿青人是汉族移民与土著融合的产物，属于“汉族的一支”。

这一纸定论，被写进了《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分调查报告》。

从此，在国家的行政花名册上，“穿青人”这个名字被涂掉了，统一盖上了“汉族”的戳。

官方以为这事儿翻篇了，但在民间，反弹才刚刚开始。

“穿青”对于他们来说，从来不是一个颜色，而是一堵墙，一堵和汉族泾渭分明的墙。

在贵州当地，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穿青人信奉“五显神”，家里供的坛子不一样，过的节不一样，甚至连婚丧嫁娶的规矩，都和周边的汉人、苗人完全不同。

最明显的例子是“穿蓝人”。

在当地，还有一群被称作“穿蓝”的群体，和穿青人住得不远。

如果按专家组的标准，这俩都该是汉族。

可实际上呢？

穿青和穿蓝老死不相往来，通婚率极低，彼此视作完全不同的族群。

如果他们都是汉族，为什么会在同一片土地上生出如此深的隔阂？

这种基于血缘和信仰的认同，远比专家的理论要顽固得多。

几十年来，地方干部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上面要求按“汉族”登记，下面百姓死活不干。

为了维稳，基层只能搞“糊涂账”：身份证上手写“穿青人”，汇报材料里填“汉族”。

这一糊涂，就糊涂到了数字化时代。

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贵州自报为“穿青人”的数量飙升到了67万。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人数，比当时已经被确认的某些少数民族（如纳西族、土族）还要多得多。

人多，声音就大。

随着二代身份证的普及，问题终于包不住了。

电脑系统是二进制的，只有0和1，没有“看着办”。

民族代码表里只有56个代码。

穿青人拿着写着“穿青人”的身份证去刷卡，系统直接当机。

银行开不了户，火车取不了票，甚至结婚登记都卡在“民族”那一栏。

更魔幻的是“待遇”问题。

按理说，既然划归汉族，那就没有加分政策。

但贵州地方政府心里清楚，这70万人无论经济状况还是文化习俗，实际上就是少数民族。

于是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双标”现场：在执行高考加分、民族班录取、专项扶贫时，地方默认穿青人享受少数民族待遇；但在身份录入时，又必须硬塞进“汉族”或者“其他”的框子里。

有待遇，无名分。

这种“默认”而非“法定”的状态，极其脆弱。

出了贵州省，这套潜规则就玩不转了。

穿青学子考到外地大学，奖学金申请表上填“穿青人”，辅导员查遍目录找不到，直接退回。

“我明明享受着少数民族的政策，为什么国家就不肯给我一个名分？”

这成了所有穿青人心头的刺。

其实，国家也有难处。

如果开了“第57个民族”的口子，后面还有几十个未识别群体排队。

民族识别工作早已结束，在大局稳定的考量下，新增民族类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拉锯战。

一方是国家行政管理的标准化需求，另一方是70万人对自己祖先和文化的执着守护。

穿青人的诉求其实很卑微。

他们不闹事，不要求额外的特权，甚至不在乎是不是“第57个”。

他们只是希望，当他们在表格上填下“穿青人”三个字时，不需要被涂改，不需要被系统报错。

在那次纳雍县的调查中，一位老人对调查员说了一句话：“改了汉族，死了都没脸见祖宗。”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对于管理者来说，民族只是一个统计学的分类标签；但对于穿青人来说，那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唯一证据。

2025年的今天，如果你去贵州，依然会看到在那张小小的身份证上，民族一栏赫然印着“穿青人”。

这是制度向现实做出的最大妥协，也是中国户籍管理史上一个独特的注脚。

虽然在国家级的民族列表里，他们依然是隐形的，但在那张卡片上，由于他们近乎偏执的坚持，终于争得了一席之地。

他们不在56个花朵的名单里，却真实地扎根在西南的土地上。

这70万人的尴尬与坚持，或许正提醒着我们：文明的丰富度，远不是几个数字、几行代码就能概括的。

承认他们的存在，不是对制度的挑战，而是对历史的尊重。

毕竟，在任何表格和系统之外，活生生的人，才是最大的真实。

信息来源：

《中国民族识别：历史与现状》，黄光学，民族出版社，2010 《穿青人问题研究》，王显军，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 《未识别民族的社会文化变迁》，张海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 《中国穿青人》，李永祥，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

《身份与认同：贵州穿青人的人类学考察》，刘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