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难道不怕蒋介石反悔？伟人比喻：就和赶毛驴上山一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凌晨，天安门广场的礼炮尚未装填完毕，周恩来在灯下迅速浏览典礼流程时，忽地向身旁工作人员谈起一件旧事：“十三年前的西安，如果咱们一冲动，今天可就没这场典礼了。”这突兀的感慨，让忙碌的年轻人顿住了手。西安事变如何从“兵谏”变成“逼蒋抗日”，又为何敢放虎归山，成为此刻仍萦绕在元勋心头的往事。

回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拂晓，灞河结着薄冰，蒋介石在骡马店下榻的官邸里仓皇向骊山口逃去；与此同时，整个西安突然断电。城市陷入黑暗，却孕育着决定中国命运的急剧更迭。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行动，蒋被扣押，这就是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

消息传到保安（延安前称）已是中午。王家坪里，警卫连刚点完名，电报机便“嗒嗒”响起。翻译信号的电台员抬头一句：“委员长失踪。”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围拢过来，先是相视一笑，随即陷入长久的沉默。十年血战，红军对蒋的感受谈不上宽容；然而笑容背后，反倒是更棘手的抉择。

那一夜，窑洞的煤油灯亮到天明。几张被烟火燻黄的地图铺在炕上：一张标注着日军驻守的大沽口，一张标注着国军正面各路番号。蒋生死未卜，华北战云密布。若杀蒋，南京的“中央军”倾巢而出，西北各省瞬间成焦土；若留蒋，对数万红军官兵、对白区同志的冤血又如何交代？每个人都明白，这已不仅是复仇或宽恕，而是民族存亡的赌注。

第二天下午，张学良派刘鼎来电求助。电报里七个字——“望迅派人共商”——像一阵冷风把窑洞里的烟味全都吹散。周恩来主动请缨。毛泽东点头，用极低的声音说：“和他谈，记住两条，救国第一，联共第二。”说到联共，他顿了顿，“也得让老蒋自己说出来。”

十二月十七日清晨，周恩来抵达西安南郊机场。一架挪威制的“北欧”小飞机在灰尘中停稳，张学良先一步迎上，握手时低声念叨一句：“周副主席，辛苦。”周恩来含笑答：“事关大局，再远也得来。”随行还有一只沉甸甸的公文包，其实塞满了中央“六电”指令——字字句句都在权衡杀与放的利弊。

两位少帅与总理的会谈足足持续九个小时，茶凉了又续。张学良先坦诚：“原想逼他答应抗日，不料一夜之间闹大。”周恩来掷地有声：“蒋是万人之上，杀他容易，难的是往后如何收场。只要他肯停内战，那才有全民族的活路。”短暂沉默后，张学良最终点头：“那就逼他答应。”

与此同时，南京正密谋“三路出击”。何应钦拍桌怒吼：“两个叛军，速剿！”宋美龄从上海连夜赶京，苦劝国府元老：“妄动西北，正中日人下怀。”她随后邀请澳大利亚特使端纳飞抵西安，以“外人中立”身份为蒋求情。当天下午，端纳在临潼兵谏公署见到蒋介石，蒋的第一句话却是：“事到如今，谁能保我？”端纳无言，只能答以苦笑。

外部因素更复杂：东京《朝日新闻》指认“背后有莫斯科黑手”，苏联《真理报》回击“日寇惯用离间计”。斯大林电示共产国际：“中国若无统一指挥，抗日无从谈起。”毛泽东收到转电，眉头微皱，却并未受制于人。他给周恩来回电十六字：“促蒋抗日，打破内战，民族利益，压倒一切。”

二十一日夜，张学良陪同周恩来到华清池与蒋再次面谈。蒋披着呢大衣，神情疲惫。灯下，他低声说：“抗日，我答应；共、国合作，容我回南京后处置。”周恩来侧身把冒着汽的茶盏推过去：“委员长既有抗日之志，大家共同期待行动。”短短一席话，既保留余地，也暗藏警示。事后，张学良告诫蒋：“兄长若反口，我没命也拉你。”蒋沉默良久，只说：“学良，回去吧。”

消息连夜飞抵保安。毛泽东捋起衣袖写下批复：“蒋既承诺，则暂保安全；若再举内战，全党共击之。”末了，他向身边参谋做了那句形象比喻：“赶毛驴上山，先拉后推，再举棍子，但得防它踢人。”语气平淡，却涵盖警告与韬略。

一九三七年二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政会议，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转向。国共双方代表同坐礼堂，虽然仍暗波涌动，却已朝向全民族抗战迈出关键一步。西安事变最终以“不杀、不审、释放”收场，表面看似妥协，却在实质上遏止了内战、打开了抗战大门。几年后，八年烽火硝烟，正印证当日抉择的分量。

放蒋，是险棋，也是唯一可行的棋。倘若当时图一时快意，国民政府群龙无首，亲日派趁机夺权，华北局势只会更惨。蒋介石纵有心再起干戈，也必须先面对共同的日本侵略；一旦他背信弃义，东北军与延安可立即再度联手，所失者不过一个已丧民心的政权罢了。换言之，用一个尚存利用价值的对手，换来全国抗战的大格局，收益远大于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离开西安时，机场跑道旁站着杨虎城。他敬了个军礼，大声说：“愿与中共共赴国难。”而在几十年后，杨将军却因不肯低头被囚重庆歌乐山，令人唏嘘。西安事变如同一面镜子，映出了各方人物的格局与抉择，也映出了时代的残酷。

回到一九四九年的北京，礼炮声终于轰然响起。城楼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相视而笑。那段“拉、推、提防踢”的往事，无需多言，尽在心中。历史的车轮从骊山麓一路驶到天安门，见证了抉择的重量，也见证了民族命运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