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满释放前，地下党要求继续关押，被特务嫌弃：你是共产党员么

1931年春末的一天清晨，成都府南河雾气未散，罗南辉顶着一身雨珠走进破旧的顺和旅馆，心里却像算盘珠子那样飞快拨动。他刚接到省委急电：川东特委军委书记陈劲言牺牲，新任人选就是他。无奈这间小客栈早被特务设下埋伏，门帘还没掀起，枪口已顶在胸前。

街口骑着高头大马的宪兵远远递来眼色，几个探子一拥而上，把这个三十不到的汉子五花大绑。搜身时，从怀里摸出一封写着“罗敏”的介绍信，落款是省委。对方暗喜：逮住了“大鱼”。然而，他们却怎也想不到，眼前这位面黄肌瘦、裹着粗布衣的“伙计”，接下来会把生死关卡变成一场近乎滑稽的独角戏。

特务们审讯的套路并不复杂，鞭子、辣椒水、灯泡烤肉，一样不缺。罗南辉却先声夺人，哆嗦着抢先开口：“是的，我就是共产党，给人家送信挣饭吃。”一句话让审讯桌前短暂失语。往常要榨半天油水才能撬开的囚犯，如今自己承认？这情形让连日忙碌的办案队长心里冒起嘀咕。

“说，你职务？”那人提高声音。

“跑腿的。”罗南辉憨笑，两只布满老茧的手在腿上来回搓，“近的三角，远的五角。”

“谁是你老板？”

“水烟铺的老黄，他让我送，我就送。”

几句对答，既实在又空洞，像软梯子，看似能攀上去，其实一脚踩空。敌人琢磨半天，抓不住把柄，又怕错杀了无辜小卒，干脆把他塞进巴县监狱，留着慢慢审。

牢房阴冷，号子里挤满了骨瘦如柴的囚犯。高墙电网挡住了阳光，却挡不住罗南辉的心思。他知道，自己唯一的武器便是“装”。白天受刑，夜里呻吟，监视他的狱卒悄悄议论：“这家伙八成真是个可怜虫。”有人同情，有人冷眼，不过都没再把他当大人物。

六月里犯人多到快挤爆牢笼，反省院见他供不出重情报，决定把这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草草了结。放风时，狱警故作好心：“你明日开恩，回家去吧。”罗南辉一听，趴在栏杆上放声大哭：“老总，千万别赶我走，外头我连碗凉水都讨不到！”一句话把看守气得不轻，“你小子当这是客栈？”几脚把他踹进角落。

敌人本想借假释钓鱼，见他死活不愿出去，更认定这人只是个糊涂虫。七月初，办案处写了释放令。大铁门吱呀一声开，他却反手抓门框，哭哭啼啼：“还没蹲满呀！”看守恨声骂道：“滚！再不走老子真打死你！”枪托落下，他捂着脑袋踉跄出狱，脚步却比谁都轻快。月光下，罗南辉甩掉破草鞋，像狼一样消失在江边夜色。

数日后，重庆城接连爆出三起神秘枪击案，几个卖友求荣的叛徒倒毙街头。传闻中，黑夜里闪现的正是那张“饿汉”面孔。省委锄奸组得以重整旗鼓，潜伏网被重新织密。曾经高坐公馆的特务头子惊觉上当，拍桌子怒吼：“原来那小子真是共产党员！”

时间推到1932年初，罗南辉奉调出任南充中心县委书记，随即在嘉陵江两岸发动农协、整顿赤卫军，筹粮、练兵、办夜校，一套接一套。有人说他行军打仗冲在最前，开群众会却能滔滔不绝；也有人说他夜里不睡，拿只破油灯给年轻战士补破衣。无论如何，“兵王之王”这顶桂冠，并非浪得虚名。

1933年春，升钟起义炮声震动川北。罗南辉带的百余人不到三天就吸引了数千川军溃卒来投，接着又潜入刘湘的29军搞兵运。时机一成熟，数百名官兵扳机调转，拉开川东游击战的大幕。游击队并入红四方面军后扩编为红三十三军，他任副军长，千里奔袭，脚底生风。

1935年秋，陕南雨雪初飞。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的欢呼声尚未散去，新的命令又到：挥师北上，策应全国抗战。行至甘肃通渭，蒋介石调集中央军、马家军密织合围。徐向前拈着地图，对罗南辉轻声叮嘱：“华家岭，就靠你们顶住。”罗南辉摘下斗笠，只说一句：“保证完成任务。”

10月23日，晨雾如昔，却不是成都的水气，而是西北高原的薄霜。红五军凭借地形狠咬住敌先头部队，步机炮交织，双方反复争夺高地。午后，罗南辉巡阵时胸口中弹，倒在黄土地上。警卫抬他下坡，他只低声说：“别停火，堵住缺口。”半小时后，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副军长再无声息，枪仍紧握手中。

战后，华家岭埋骨千余，红军赢得撤退时间。徐向前给前线来电：“罗南辉之血，染成我军前路。”字字沉重。说来残酷，这位善于假扮饥民的青年将领，最终把热血洒在了异乡山头，再也没有机会用诡计从敌手里全身而退。

1986年10月21日，会宁县西北郊的大墩梁上，新立的红军烈士纪念碑在秋风里披红挂彩。五十年前的硝烟早已散去，昔日红三十三军师长王波站在碑前，额头的皱纹被夕阳拉出深沟。他举手，向罗南辉和那八百余烈士军礼致哀。碑下草木摇曳，仿佛当年西征的行军号角又一次在山谷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