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中央首长进北平之人，58年被连降十级，毛主席：我要亲自过问

1958年12月的一个雨夜，上海郊区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王范接过任免文件，眉头紧锁。文件写着：下放某公社，职务为党委副书记兼工业部长。从副部级一落到底，整整降了十级。看似云淡风轻的几行字，却把这位从北伐到解放一路冲锋的老公安击得踉跄。谁能想到，九年前正是他站在吉普车头，为中央首长护送入城，如今却跌回基层。

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毛主席闻讯后只说了一句话：“我要亲自过问。”这句话像一颗石子落入深潭，迅速激起涟漪，层层向下，几个月后，一纸调令把王范从闵行公社请回市里。许多人不解：区区一名被“摘帽”干部，为何惊动主席？这得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1905年，王范出生在江苏如东。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十岁才进私塾，十四岁又被父亲叫回田里。少年的桀骜与压抑交织，他一度寻死，被邻里救下。塾师不收学费，将他带回课堂；武师收他当徒弟，让他练就一身硬功夫。这段苦辣参半的经历，打下了他爱憎分明的底子。

1926年夏，他在街头看见富家少爷欺辱穷孩子，挥拳制止，被地下党员王盈朝看在眼里。几次促膝长谈后，他化名“张云飞”秘密入党。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扑面而来，乡里的同志接连遇难，他在如皋一带孤身周旋。敌人封村、缉捕、施刑，他硬是凭着水性跳河脱身，闯进上海。

初到租界，找不到组织，他扛麻袋、刷马桶，日落不敢多想，只怕饿死街头。为了掩护身份，也为了摸清英租界底细，他投考巡捕，很快穿上蓝制服。当时的地下党经常收到匿名“报警信”，一次次把会议点悄然转移。半年后，特科才确定“报警人”正是那位年轻的华捕——王范。

1931年盛夏，一名名叫白某的叛徒在四马路鬼祟出没。红队要动手，却苦于目标行踪飘忽。王范装作随意巡逻，跟踪到“春江楼”，用暗号通知特科，白某当夜伏诛。旧上海报纸惊呼“黑夜枪声”，市井却拍手称快。此役过后，他恢复了党籍，并担任捕房党支部书记。

同年冬，日本浪人枪杀华捕，引爆租界怒火。当英工部局劝华捕“息事宁人”时，王范却串联同僚，发起罢岗游行。跑马厅的演讲声浪汹汹，震动苏州河两岸。特务注意到他，英当局怀疑他，奈何无证可抓，只能暗暗监视。

1932年春，叛徒告密，他被捕入狱。审讯室里，特务指证他是“赤化骨干”，他只一句话：“无可奉告。”十年徒刑，关进南京模范监狱。五载铁窗，他挑水送饭，暗中传递纸条，护住二十多名难友。抗战全面爆发，国共谈判换俘，他终于走出牢门，第一件事是找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再度编入。

1937年底，他到延安党校任组织委员，后调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回忆：“只要王范盯上的特务，很少跑得掉。”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点名：“王范功不可没。”

1949年初，北平谈判进入关键阶段，毛主席、周总理即将北上。中央社会部挑来挑去，保卫首长的执行组长非王范莫属。三月二十五日，他站在开道车的踏板上，寒风扑面。车辆驶过复兴门，他盯着两侧屋顶和胡同口，手里紧握密码电台。进入颐和园后，他悄悄溜进伙房，盯着厨师配菜。周总理拉不开他，李克农急得直跺脚。饭后李克农责备他脱岗，他憨笑解释：“怕有人在汤里做手脚。”虽被批评，但谁都知道，这人就是这样：谨慎到偏执，却实在管用。

进城一个月内，他带队清理潜伏敌特四十余人，处理武装顽固分子十余股。北平治安迅速稳定。之后，他随大军南下，守护陈毅进沪。上海接管之初，“反共救国军”蠢蠢欲动，王范趴在弄堂口蹲点，三天三夜，连抓数名骨干。

1954年，他当选上海市检察院首任检察长。办案雷厉风行，号称“红色包打听”，却也因此得罪人。五八年整风刮起，他被指“作风粗暴”“特务思想残存”，组织决定降级处理。王范没争辩，只一句“听组织安排”，转身去了郊区公社。

不过，主席记得他。接到批示后，上海市委复查，认定处理过重，1960年将他调任闵行区行长。郭沫若来沪，特意登门，留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幅墨宝，称赞他的耿直像“大圣的金箍棒”。

1962年底，王范回到故乡江苏，主持省体委。三年时间，他跑遍县一级体校，办出了全国第一支女子划船队。老部下说：“王处长办事，今天拍板，明天开工，不拖泥带水。”

1967年1月12日，王范因病去世，年仅六十二岁。档案里，他的军功章不算少，却大多是口头表扬；处分却历历在案。有人感慨：这就是王范，功劳与诤言并存，跌宕起伏一生。可那句“我要亲自过问”足以说明，他的价值早已刻在共和国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