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曾士峨不幸牺牲，毛主席严厉批评林彪：你是不是打红了眼？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的仪式刚刚结束。灯光璀璨之下，身着大檐帽和将星新制服的林彪在人群中稍显沉默。祝贺的掌声此起彼伏，可熟悉他的人却发现，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脸上一闪而过的忧色，像是被时光带回二十四年前的江西高兴圩——那一场壮烈而惨烈的鏖战，再度浮现眼前。

1931年11月6日清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已近尾声。坝子里湿雾未散，红四军红十一师师长曾士峨在前沿阵地端着一支缴获的德式步枪，压低嗓门对身旁的通讯员抛下一句：“再熬半个时辰，敌人就得退。”话音未落，敌六十师的炮弹呼啸而至。草丛燃起黑烟，土石带着金属碎片飞舞。曾士峨随手推倒身侧年轻战士，自己却因腹部中弹踉跄倒下。鲜血很快浸透棉军装，他仍倚着树干向冲在最前的敢死队大喊：“子弹不多了？刀也能干，端起来！”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后来被幸存者传诵多年。

就是这场激战，迫使敌“铁军”仓皇西撤，却也让红十一师付出惨痛代价。傍晚，中央军委前线指挥所里，毛泽东捏着电报久久无语。有人劝他先吃口饭，他摇头。半晌，只留下寥寥一句：“林彪怎么指挥的？把人往火里推，打红了眼哪！”这一声质问，透着心痛，也透着对宝贵干部损失的深深忧虑。

在江西高兴圩之前，很少有人知道曾士峨的全貌。此刻却有必要回到更早些时候，看看他是怎样一步步走上这条路的。1904年，湖南江永县一个贫苦农家降生了第五个儿子，取名士峨。少年时，他挑草、牵牛，也悄悄把破旧的三尺书翻来覆去地背。族中长者见他用功，东拼西凑资助学费，才让这位底层孩子走进课堂。苦学一年跳级考入城里教会学校，他以为“进城”是摆脱饥饿的起点，却在省城目睹另一番穷富悬殊。富商灯红酒绿，苦力却睡在街头，外籍传教士的白袍更像一面冷冰冰的镜子，把民族的屈辱反射得分外刺眼。

有意思的是，曾士峨最常对同窗说的一句话，并非慷慨激昂的口号，而是“要治这世上的不平，得靠枪杆子。”1926年，他追随北伐军来到长沙，考入国民革命军教导队。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听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随后，他在浏阳、平江、铜鼓、文家市辗转，参加了秋收起义，并在“三湾改编”中被点名出任特务连连长。毛泽东在夜色里铺开毛毯，招呼八名士兵党员“钻进被窝里开支委会”，就是那一次。连队里的人后来回忆：“曾连长翻山越岭抢前走，毛委员紧跟其后。”

1928年春，井冈山迎来“朱毛会师”，红四军成立。曾士峨一下子从警卫连长成长为敢打硬拼的三连连长。龙源口阻击战中，他赤手扯机枪枪管，把敌兵摔出战壕，这段细节被同行的通讯员写进日记。“他冲起来，像一把拉不开的弓。”罗荣桓的评价简短，却精准。

进入1930年，红军由游击向正规军过渡，编制屡次调整，曾士峨升任红四军参谋长，再到红十一师师长兼政委。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原则，需要干部既懂政治又擅军事。罗荣桓为政治核心，曾士峨则保证作战锋芒，这对老搭档因此被同志们笑称为“锤子与铁砧”。

第三次反“围剿”中，敌军在兴国构筑环形阵地，意图拖住红军主力，为中央军撤退争取时间。总部将穿插突击任务交给红十一师。按兵法，师长可以坐镇后方统一指挥，可曾士峨心里明白，这场战斗拖不得，一旦敌人从容撤离，苏区粮源就要被席卷一空。他挎上步枪，站到最前沿。士兵按住他：“师长，这不是连长的活？”他只回了两个字：“跟我！”没有华丽动员，却让全军沸腾。

鏖战一昼夜后，子弹见底，刺刀、板砖、甚至枪托，都成了突击武器。敌“铁军”被打得溃不成军，红色阵地下却横躺着两千多具尸体。这场硬仗救下了兴国，也让“钢军”在中央苏区声名大振，可代价是统帅部失去了年仅二十七岁的师长。警卫员回忆，抬下他时，曾士峨已说话吃力，却仍喃喃念叨：“不能停，追上去！”

夜里十一点，噩耗传到总前委。围在火盆边研判战局的毛泽东放下电报，沉默良久，转身直奔林彪住所。门一推开，他第一句话砸了出来：“你是不是打红了眼？干部拼光了，革命靠什么打？”话极重。林彪垂手无言，屋里能听见风穿窗棂。第二天的祝捷会上，毛泽东让全体肃立，为曾士峨默哀三分钟，并要求总政治部起草通令，号召全军学习曾士峨的牺牲精神。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以个人名义下达的学习通报。

值得一提的是，通令里出现了“钢军”一词，此后便成为红十一师乃至整个红军将士的精神标识。罗荣桓拖病出征，日夜兼程追歼溃敌；红十一师残部也迅速补充到位，很快又投入新的战斗。有人统计，曾士峨生前带过的三连、特务连、十一师，在随后的长征和抗战中涌现出百余位团职以上指挥员，这恐怕是他未曾想象的另一种“后继有人”。

新中国成立后，曾家人辗转得知烈士生前事迹，向中央写信询问下落。1953年，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回函确认其烈士身份，并一次性发放当时最高抚恤金五百万元旧币。1987年，江永县修建了曾士峨烈士纪念碑，碑座上刻着一句当地老人常挂在嘴边的话：“钢军先声，浩气长存。”

林彪在多次内部谈话里提到这位昔日战友，“士峨脾气倔，可打仗有股韧劲。”他没说的是，1955年领取元帅大礼服时，胸口本该挂着的那颗金灿灿元帅星，也许在另一位二十七岁的灵前就已熠熠生辉。

到今天，1931年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场高兴圩的冲锋依旧留在早年红军口口相传的战地小调里：“钢军钢枪钢样子，砍碎铁军铁作用。”这几句不起眼的民谣，是曾士峨留给后人的注释与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