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毛主席发现孙中山铜像上有多个弹孔，怒问道：这是谁干的？

1952年仲夏的一天清早，汽笛声划破了京汉铁路的宁静，专列缓缓驶出丰台站。按理说，这是毛泽东难得的“休假”时刻，可他的行囊里却塞满了黄色的水利图纸。黄河，依旧是那条让他彻夜难眠的大河。

两个月前，中央几位老同志一合计：新中国已成立快三年，抗美援朝也出现转机，主席日夜操劳，是该休口气了。可是，面对这份好意，他只摇头：“真要让我清闲，就给我几天时间，去黄河边看看。”大家拗不过，只得同意，并嘱咐沿线军政部门做好接待。于是，才有了这趟特殊的考察之行。

列车第一站在齐鲁大地停下。许世友闻讯奔到站台，一身灰布军装，行个军礼就要请主席住下。毛泽东本想“车到人不下”，看看黄河再走，可架不住山东群众执意请他吃顿“黄河鲤鱼”，最终爽快答应暂歇一宿。那天傍晚，他们登上泺口大坝，黄河在脚下滚滚东去，夕阳把水面染得赤红。主席指着远处一片发白的土地皱眉发问：“那片荒地怎么全是碱霜？”随行干部解释，这是黄河倒灌，小清河多年未疏，导致十几万亩良田盐碱化。毛泽东低头沉思，片刻后说：“庄稼汉没地种，谈什么建设！”一句话，把众人心里搅得直发紧。

有意思的是，当夜饭桌上，毛泽东突然问许世友：“你可知道‘济南’二字的来历？”许世友打仗冲锋是把好手，说起地名渊源却摸不着门道，只得腼腆作答：“请主席赐教。”毛泽东笑笑，提起古济水、聊到西汉济南国，三句话就把两千年历史翻了个篇。众人惊叹之余，更明白了这位老人为何总爱跑基层——山河里有血脉相连的故事，田野里有老百姓的冷暖，治国理政的答案往往就藏在泥土与河流之间。

第二天一早，队伍向南挺进开封。火车刚停，毛泽东不进宾馆，也不去会场，径直走进城西的一个小村。烈日当空，他却蹲在场院，同几个农妇闲话收成；又捧起一把黄土，让风吹散指缝，“得让它流进庄稼地，别让它改道闹灾。”被汗水浸透的中山装上，泥点星星地晾成了斑斑印记。

午后，开封地委书记吴芝圃陪同，前往城北的龙亭公园。那座明清旧城台阶高耸，石阶两旁草木蔓生。刚踏上平台，一尊暗绿的铜像便映入眼帘：孙中山先生双手交叠胸前，面北而立。毛泽东驻足良久，仿佛与老先生默默对视。忽然，他伸手拍了拍胸前一处凹痕，再朝下摸去，眉头越蹙越紧，只见青铜胸襟处一个个弹孔清晰可见。沉默片刻，他转身，声音陡然拔高：“这是谁干的？”满园蝉噪戛然止歇，风里只剩那四个字的余韵。

吴芝圃低声答：“主席，是鬼子。三一九年占领开封，他们挨枪练靶，打成这样。”说完，叹了口气。毛泽东的手指在弹孔边沿轻轻摩挲，久久未语。几分钟后，他才开口，语气缓而坚决：“记住，孙中山打不倒，中国人也打不倒。这样做的账，终要有人算。”

这番话不长，却让在场的干部士兵背脊一阵发烫。对很多人而言，孙中山仿佛已成教科书里的伟人，可在毛泽东眼中，那位引燃辛亥革命星火的“国之先驱”仍活在当下。二十一年前，也是在五月，北京西郊的香山碧云寺，毛泽东带队纪念五四，热情洋溢地评价孙先生“为民族独立揭开了新篇章”。如今，站在弹痕累累的铜像前，他不允许任何人玷污这段记忆。

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开封地委、河南省政府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负责同志谈话。屋外的蝉鸣不断，屋里灯火通明。毛泽东摊开地图，用铅笔在花园口、泺口和桃花峪之间划出粗线：“黄河治不好，河洛百姓不得安宁。先把小清河挖通，再办几座泵站，把高洼地翻过来。”说到兴处，他干脆卷起袖子，向身边的水利专家俞鸿钧比划：“水从这里分，沙在这儿沉，关键是要砸‘悬河’这个黑碗。”

夜已深，有人提醒主席休息，他摆手：“这趟出来就是为黄河，不把办法理顺，睡也睡不踏实。”最终，会议纪录厚厚一叠，其中一条特别醒目：修缮孙中山铜像，保留弹孔，设立说明，让后人记得侵略者的罪行，也记得先贤的初心。

几天后，考察团折回北京。毛泽东在列车上打开随身的小本，在扉页写下八个字：“治黄兴利，造福万民”。这句话没拿来做标语，而是在年底的中央水利会议上，被他当作开场白说给全体代表听。1954年成立的黄河水利委员会、1955年开工的三门峡工程，某种程度上都与那年夏天的实地踏察有着直接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那座挨过日军机枪的铜像，后来由河南省文物部门整修一新，只把大部分弹孔保留下来，用透明罩加以标识。当地老人常说：“那是历史的眼睛，提醒咱别忘了前人，也别忘了侵略者的枪口。”

弹痕尚在，黄河已换新颜。岁月翻页，人们或许记不清1952年那场酷暑里的细节，却常常提起毛主席暴喝“这是谁干的”时的怒意——那既是对亵渎先贤的不容，也是一位革命者在黄河岸边许下的庄严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