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金出走的人，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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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金出走的人，去了哪里？

吴楠

曾几何时，中金公司是无数金融学子心中的“圣殿”。

作为中国第一家合资投行，中金自1995年成立以来便自带“国家队”光环——手握顶级IPO项目、主导跨境并购交易、起薪远超同行——应届生年薪45万起步，核心部门年薪破百万并不罕见。每年校招季，清华、北大、复旦、上交等顶尖名校的简历如雪片般涌入，非目标院校者甚至难以通过初筛。彼时的中金，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张通往中国金融精英圈层的通行证。

但近年来，风向悄然变了。

随着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监管政策持续收紧，中金的薪酬体系迎来大幅回调；叠加内部晋升通道收窄、合规管控压力陡增等多重挑战，曾经的“光环滤镜”逐渐破碎。越来越多员工选择离开——有人转战买方，有人投身产业，也有人干脆淡出金融圈。

那个曾以高起点、高薪酬、高门槛著称的中金，似乎已不再独享“金字塔尖”的绝对吸引力。

在券商同行间辗转求稳

尽管中金被视为行业顶点，但其员工流向其他券商的现象并不鲜见。这种流动通常沿着两条典型路径展开：一是“高位平移”，即在相似能级的头部平台之间转换，延续并扩大影响力；二是“战略下沉”，即加入成长中的中小券商，以平台层级上的适度让步，换取更大的业务主导权与决策空间。

对于已在中金跻身管理层或取得显著职业成就的核心骨干，他们的下一站往往也是位居要津。典型如昔日中金研究的“掌门人”梁红——她于2008年加入中金，在此后近十二年里深度参与并主导了中金研究体系的构建与升级，先后担任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等核心职务，并进入公司管理委员会。2020年6月，梁红告别中金，短暂加入高瓴资本担任产业与创新研究院院长，随后于2022年正式履新华泰证券，出任机构业务委员会联席主席，继续在资本市场核心领域发挥专长。

类似的案例不在少数。曾任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消费组联席负责人、董事总经理的杨素兰，拥有近二十年资本市场融资与并购经验，领导过多项具有市场影响力的IPO、并购及债务融资项目。2024年12月杨素兰正式加入中国银河证券，出任银河国际副行政总裁，持续深耕跨境业务与机构服务领域。

又如原中金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王晟。他自2002年加入中金，在投行业务一线深耕多年，参与多个行业改革重组项目。2010年起担任投行部重要管理职务，2018年至2020年间历任总裁助理、管理委员会成员及投行部负责人。2022年7月，王晟调任中国银河证券，先后出任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执行委员会副主任、总裁，并于2023年10月升任董事长。2025年12月起出任中国证券业协会监事长，职业轨迹可谓“平步青云”。

当然，并非所有从中金出走的人才都青睐大型平台。部分高管主动转向中小券商，恰恰看中其组织结构更扁平、决策链条更短的优势——在这里，核心人才可直接主导业务线、搭建团队、拍板项目，有效规避头部机构“僧多粥少”的晋升内卷。

张毅便是这一路径的典型代表。2001年从清华大学会计学本科毕业后即加入中金，在此深耕15年，历任风险管理部副总裁、综合办公室/运营支持部执行总经理等关键岗位，深谙券商风控与运营的核心逻辑。2016年他选择离开中金，2019年加盟信达证券，从计划资金部负责人做起，后历任计划财务部总经理、信达国际行政总裁等职，2022年4月起出任财务总监，2024年8月升任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并于2025年8月开始代理总裁职务。

值得玩味的是，中金公司、银河证券与信达证券同属中央汇金旗下，这一股权纽带使得王晟、张毅等人的跨券商流动带有明显的“体系内流转”色彩。然而略显尴尬的是，就在张毅在信达稳步晋升之际，中金公司于2025年正式启动对信达证券与东兴证券的合并程序——昔日“出走者”或将再度回归同一屋檐下，其角色与定位也面临新的变数。

从资本市场服务者到企业操盘手

如果说流向其他券商仍是在金融行业圈内的深耕，但近年来，包括中金人在内的大量投行人选择彻底跳出券商体系、投身实体产业，已成为当下行业转型的鲜明潮流。

这一趋势的兴起，与2023年“827新政”的落地实施直接相关——政策对IPO节奏的阶段性收紧，不仅让2023-2024年的IPO市场显著降温，更直接引发投行业务收缩、裁员降薪等连锁反应。在此行业环境变局下，不少中金投行人士开始重新审视职业价值，将目光投向更“接地气”的实体领域。

而产业端对具备资本市场运作经验人才的迫切需求，也为他们的转型提供了广阔空间。无论是已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投资者关系管理，还是拟IPO企业的合规梳理与路径规划，都亟需既懂监管规则又熟悉市场逻辑的专业人士。拥有中金背景的投行人，因其项目履历扎实、资源网络深厚，自然成为企业争相延揽的“香饽饽”。

在董秘这一核心岗位上，中金系人才的身影尤为密集。2025年12月，亨通光电公告聘任王僚俊为公司董秘兼副总经理，而王僚俊此前曾任中金投行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主导过多家A股企业首发上市、再融资及并购重组项目；‌‌更早之前的2月，拥有近17年中金投行履历、曾任董事总经理兼保荐代表人的夏雨扬，正式加盟千里科技，出任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同年3月，拥有中金投行部执行总经理、董事总经理等任职经历的高书，加入美的集团出任董事会秘书、联席公司秘书兼投资者关系总监。值得一提的是，她早年间就曾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过美的集团重组上市持续督导的财务顾问工作，与美的集团有着多年的行业交集与深度联结。

这种“项目结缘”的转型案例不在少数。双良节能现任副总裁兼董秘杨力康，同样出身中金投行部，且曾作为项目组核心成员参与该公司的定增及可转债发行，当时中金正是该项目的承销保荐机构；2025年8月，彭文婷由中金投行部执行总经理转任安克创新董事会秘书，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履新前不久，她还是该公司可转债发行项目的签字保荐代表人，从项目保荐人到企业董秘，身份转换仅隔数周，却实现了从资本市场服务方到企业核心管理方的职业跨越。同年12月，X线探测器龙头企业奕瑞科技聘任卞韧为董秘，他此前作为中金投行部副总经理，也是该公司IPO及可转债项目的核心协办人。

从年龄结构看，这一转型浪潮既涵盖夏雨扬等拥有二十年以上行业积淀的资深管理者，也有一批90后新生代力量崭露头角：1990年出生的沈诗白、1991年的杨钧皓、1993年的王超等，均带着中金投行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等履历，分别出任瑞立科密、亨通股份、百傲化学等企业的董秘，成为实体企业资本运作领域的新生力量。

除董秘外，财务与证券事务类岗位也成为中金投行人的重要落点。他们在工作中积累的财务规范管控、资本运作统筹、风险合规把控等核心能力，与这类岗位的需求高度契合。例如，瑞立科密的沈诗白就身兼董秘与财务负责人双职，统筹资本运作与财务管理；海联金汇新任证券事务代表崔振，亦曾任职于中金投资银行部，并拥有普华永道审计及光大证券投行经历，横跨审计、投行与合规的多元背景，使其在信息披露、监管沟通和投资者关系管理中具备独特优势。

中金系外溢

除了券商和实体企业，外资投行也成为中金系核心骨干的重要流向之一。依托中金早年合资背景积淀的国际化视野与跨境业务经验，不少中金人成为外资投行开拓大中华区及亚太市场的核心力量。

典型如“85后”蒋志巍，他在中金深耕11年，曾任中金投资银行部TMT组联席负责人、东南亚投行业务主管，参与过阿里、百度、网易等项目，在投行圈颇具影响力，被业内称为“中金最年轻MD”。2024年7月，蒋志巍离职中金，跳槽至德意志银行，担任亚太区TMT联席主管。市场传言，此次跳槽与中金降薪潮密切相关——中金降薪后，其年薪从数百万大幅降至一两百万元，而德意志银行给出的年薪高达2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超1400万元）。

无独有偶，2025年9月，德意志银行再添一位中金系干将，任命原中金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香港地区中国消费行业团队主管王之诤为大中华区消费行业客户业务负责人，专攻消费领域客户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这股人才流动潮不仅限于中金母公司核心业务条线，其旗下子公司及关联机构（即广义“中金系”）同样经历频繁的人事迁徙。

以中金基金为例，2018年6月加入的汤琰曾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分管销售、产品、营销及基金运营等核心市场与运营业务，2023年7月离任后，于当月便加入长盛基金担任总经理，将在中金基金积累的全面管理经验直接应用于新平台的业务统筹。

不过，并非所有流动都意味着职业跃升。中金基金另一位前副总经理邱延冰的离职则带有明显的业绩压力印记——2020年1月加入中金基金后，他分管多只基金产品，却在任内遭遇业绩滑铁卢：管理的15只基金中超半数亏损，部分产品三年回撤幅度超20%。2024年7月，邱延冰悄然离职，官方口径为“个人原因”，但市场普遍将其归因于持续的业绩压力。

相较业绩压力下的黯然退场,更令人唏嘘的，是部分中金系人才未能“体面收场”。

作为中金旗下顶级PE平台，中金资本一度管理资产超5700亿元，被视为中国另类投资的标杆。然而近年来，这家行业巨头却深陷动荡漩涡，负面消息接踵而至。2025年8月，中金资本昔日的“灵魂人物”接连落马——原董事长丁玮、原总裁肖枫、运营管理委员会委员安垣相继被查；仅隔两月，公司“一把手”单俊葆亦被媒体曝光失联，引发市场震动。

据多家财经媒体披露，系列风波的核心问题直指管理层严重违规违纪：部分高管涉嫌私设“影子基金”、违规收取项目回扣、利用工行委外资金进行利益输送。这些行为，不仅暴露了个别从业人员突破职业底线的道德风险，更揭示了中金在另类投资板块风控机制的严重缺位与监管漏洞。曾经代表专业与信誉的“中金系”标签，在此风波中蒙上阴影，也为整个资管行业敲响了一记沉重的合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