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自谦一生只做了两件事，张国焘是如何评价的，美国档案解密

1968年3月，美国国会图书馆旁的一间智库会议室里，两名中国组的分析员摊开一沓最新获取的访谈记录。核心内容只有一句调查者摘录的话——“他始终想把天底下最苦的人抬上来。”这句话的说话人，正是远在加拿大的张国焘。那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正在北京席卷全国，美国情报部门试图通过这位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回忆，来判断毛泽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将时间拨回半个世纪前。1919年，北京，五四浪潮尚未平息。22岁的张国焘已是北大风云人物，他讲话常夹杂英俄词汇，神情里透着名校生的骄傲。也是在那个春末，他在图书馆见到了李大钊口中的“青年俊彦”——来自湖南的毛泽东。对方口音浓重，粗布长衫，双手因长期搬运书籍显出老茧。张国焘后来向同学抱怨过：“像乡下佬，哪有半点学问人的样子？”当时的轻蔑种下了日后嫌隙的种子。

接着的两年里，命运把两人推上更大的舞台。1921年7月，上海法租界的一栋石库门里，中共一大秘密召开。张国焘担任大会主席，毛泽东只是记录员。会议临终散场前，杭州嘉兴南湖的微波映着星灯，年轻的代表们谁也想不到，日后最大的分歧恰出自这两位同龄人。

差距很快显现。毛泽东在湘赣边区摸爬滚打，从田畴稻浪里摸索出“土地与农民是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路线；张国焘则醉心于城市工运，认定必须拱卫大城市方能复制彼得格勒的光环。理念越走越远，对彼此的不认同也在党内多次争论中持续发酵。

1931年，张国焘结束在莫斯科的三年“深造”归国，被派赴鄂豫皖，之后辗转川陕。他手握八万红军，位高权重，战功赫赫，然而自视过高的心态在胜利喜悦中膨胀。1935年懋功会师，中央红军不足两万，而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力主南下，面对毛泽东坚持北上，他抛下一句“北边寸草不生”，随即暗中分兵自立。会后，他另立“中央”，与延安的党中央分庭抗礼。

这场分裂让中央付出惨痛代价，也成为张国焘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川北的雨季淹没了他南下的设想，川军、胡宗南、胡宗南的围堵、补给短缺与红四方面军自身的疲弊交织，兵力锐减过半。1936年底，他被迫北上归队，旋即在延安受到严厉批评。会上，周恩来语气缓和却句句见骨：“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认错。”张国焘低头沉默，只抛出一句“愿负全责”了事。

表态归表态，心中算盘另打。1938年春，他借与国民党联络为名溜出延安，随蒋介石驻节武汉，又转重庆。自此再无回头。抗战期间他充任“劝降委员”，屡屡碰壁。内战爆发后，蒋介石疑其不忠，既不用又不放，一纸闲散之职了事。1949年，台湾门槛紧缩，他冒险偷渡。岛上官邸腾房，他被“行政命令”赶出寓所，他自嘲写下一句日记：“我昔日的八万，换不过两间斗室。”

晚年最孤独的篇章在加拿大完成。多伦多郊外的养老院里，他靠给汉语学校打零工糊口。1976年，电话铃声穿透走廊，英国记者前来求证。“毛去世了，您怎么看？”对方用中文提问。张国焘沉默良久，只说十个字：“那是属于他的世纪，罢了。”脸上看不出悲喜，像在平静承认一场尘埃落定的失败。

美国解密档案披露，1968年的那份谈话材料中，张国焘对毛泽东的两件“自我评功”评价颇为复杂。他先肯定了“赶走帝国主义，打垮蒋介石”这一历史功绩，称之为“巨人之役，无人可替”。随后话锋一转，指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源于“对平民平等心理的本能执拗”，并提醒西方研究者不要低估中国基层社会在这场运动中的情感奔涌。档案末尾附着分析员批注：“信息珍贵，亦映照出叛逃者无法抹去的敬畏。”

至于毛泽东说的“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第一是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改天换地的大业；第二正是文革。关于后一件，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历史性结论。但在七十年代的西方情报圈，这场剧变更像一团难解的迷雾，谁也说不准风暴会把中国带向哪里，因此才有人远赴北美，从张国焘的灰暗口述里寻找线索。

三年后，1979年12月，风雪夜封窗，89岁的张国焘独自倒在养老院狭小的房间。院方发现时，桌上摊着一册破旧的《共产党宣言》英文译本，扉页写着旧式毛笔字：“愿天下无苦人”。这是他早年在北大图书馆抄写给自己的座右铭，也是他紧握到最后的信条——讽刺而又怅惘。

曾经的对手，一位在历史舞台中央定乾坤；另一位在孤灯下度余生。毛泽东的两件大事，张国焘的两次背离，把中国革命史推向惊涛，也把个人命运写成了注脚。有人说张国焘晚年仍念念不忘当年的理想，也有人说他只是悔恨权力失之交臂。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事实已然摆在那：倘若缺了对人民的立场，再精明的政略也会如同沙丘上建塔，风一吹，满目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