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回忆：92年我奉命赴朝，向金日成通报中韩即将建交的决定

1988年5月的凌晨，北京东交民巷依旧灯火未息。文件电报从中南海方向迅速传来，冷战格局即将松动的消息，让外交部的年轻人一阵欢呼，却让时任外长的钱其琛眉头紧锁。那一刻，他已经预感到，朝鲜半岛会成为下一张需要小心翻动的“硬牌”。

四年后，预感兑现。1991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在汉城举行，这是中韩尚未建交的敏感时期。外界原以为北京不会派部长级官员出席，谁知钱其琛登机前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该做的事，总得有人去”。抵达汉城时，他的出现让各国代表侧目，而韩方则异常热情——彼时的总统卢泰愚已经反复放话，要与中国“敞开大门”。

会议闭幕那天，青瓦台里出现了历史性的握手。那张在韩国各大报纸头版反复放大的照片，后来被评论界称为“饭桌之外的承诺”。照片之外，两人曾有一个极短的对话。卢泰愚主动礼让一步，低声说道：“半岛想安稳，离不开北京。”钱其琛点头，没有多言，可他的随员却记下了那句意味深长的回答：“邻里好，才是真安稳。”一前一后，不过十几个字，已经暗示了双方合拍的节奏。

回京后，事务进展得比想象中快。1992年春，韩国再次先遣代表团抵华，递交非正式照会，请求尽快正式建交。与此同时，朝鲜方面对这一苗头察觉甚早，平壤的电报中“关切”一词出现的频率不断攀升。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决定先作分寸之举——必须亲自与金日成当面通报，既是礼数，也是策略。

7月下旬的一天，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小会客厅里，江主席、杨尚昆和钱其琛并肩而坐。江主席直截了当：“这趟差事，你去最合适。”语气平和，却不容拒绝。钱其琛没有推辞，心里却明白，这趟是“硬骨头”。

抵达平壤那天，天气闷热。按以往惯例，中方外长到访，机场该有红毯与军乐，此时却只有外相金永南简短寒暄。乘直升机前往妙香山别墅途中，螺旋桨的噪音盖过交谈，一路沉默。入座不到五分钟，金日成便步入会客室，面色凝重，寒暄省去。钱其琛递上江主席口信，阐明中韩即将建交的决定。室内静得能听见手表秒针。

“贵国独立自主，我理解。”金日成沉吟片刻，说出的第一句话令翻译也微愣。钱其琛随即补充，中国坚持“一分为二”局面必须和平解决，中朝传统友谊不会因与韩建交而改变。金日成没有再多问，只是抬手示意工作人员收下中方礼品，随后起身告辞。会面十二分钟，简陋、克制，却完成了该完成的程序。

返回北京后仅一个月，1992年8月24日，中韩正式发表联合公报，宣告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外界关注的是“破冰”，而熟悉内幕的人则看到另一层艰难——北京需要在半岛两端之间保持微妙平衡。这种平衡不是静止的，而是“动中求稳”：对韩开放市场合作，对朝继续人道与经贸往来，任何一条线拉得过紧或过松，结构都会失衡。

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之后的几年里，中朝高级别互访并未中断。1993年4月，吴学谦率代表团赴平壤，重申“血浓于水”的传统友谊；1995年，金永南回访北京，也在公开场合重复“兄弟盟友”的表述。事实证明，1992年那次短暂而略显尴尬的会面，并未导致两国关系滑坡，反而为日后的“新常态”奠定了基调：各取所需，底线互守。

从外交技术角度看，钱其琛此行堪称典型案例——先取得目标国（韩国）意向，再向第三方（朝鲜）做“先期告知”，同时留有回旋空间。用行内话说，这是“用对手的时差制造缓冲”。遗憾的是，这种操作方式鲜少被外界注意，甚至在许多回忆录中一笔带过。钱其琛后来写道，这也是外交官“写不进公报的部分”。

回望1992年7月的平壤机场，没有隆重仪式，没有鲜花，仅有灰色跑道上散落的雨点。但正是那一次“简陋的接待”，让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棋盘上，保持了既握手又不松手的姿态。对于当年已年过六旬的钱其琛来说，这趟十二分钟的会见，比任何冗长的演说都更具分量；对整个东亚格局而言，则是一段不用渲染就已深刻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