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机场的白色穹顶下，一个威严的老人站在我面前，他深邃的眼神像一口古井。
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中文，一字一顿地问我：“张宁，你知道……你娶的人，是谁吗？”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本能地回答：“我娶的是玛丽娜，我的妻子。”
老人摇了摇头，目光里带着一丝怜悯，缓缓说出了一句让我灵魂都为之颤抖的话……
2010年的夏天，我，张宁，一个来自中国北方三线小城的普通青年，第一次踏上了迪拜的土地。
飞机舱门打开的瞬间，一股滚烫的热浪夹杂着陌生的香料气息扑面而来，像是要把我整个人融化在这片传说中流淌着黄金与石油的沙漠里。
那年我二十八岁，在国内混得不好不坏。
开过货车，跑过工地，手里攒了点钱，却被一次失败的投资赔了个精光，还欠下了十几万的债。
父母日渐老去，身体也不好，看着他们日益加深的皱纹和担忧的眼神，我心如刀割。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老乡口中得知，迪拜的出租车公司正在招募中国司机，据说收入不菲。
“一个月好好跑，能挣国内大半年的钱！”老乡在电话那头唾沫横飞地描绘着。
那句话，像一根救命稻草，让我下定了决心。
我跟家人撒了个谎，说去南方找了个好工作，然后揣着东拼西凑来的几千块钱，登上了飞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航班。
现实远比想象残酷。
我所在的“红顶”出租车公司，司机来自五湖四海，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
我们十几个人挤在一个被称为“劳工营”的宿舍里，空气中永远弥漫着咖喱、汗水和廉价香烟混合的复杂气味。
最初的日子是灰色的。
语言是我面前的第一座大山。
我那点蹩脚的“中式英语”，在面对口音各异的乘客时捉襟见肘。
我永远记得第一个月，一个穿着白袍的本地客人用飞快的语速说了一长串地名，我只听懂了“Mall”，结果把他拉到了错误的商场。
他愤怒地用手指着我的鼻子，用阿拉伯语咆哮着，虽然我听不懂，但那轻蔑和愤怒的眼神，像针一样扎进我的心里。
那天，我被投诉，扣了半个月的工资。
夜晚，我一个人躺在狭窄的铁架床上，听着室友们用各自的家乡话打着电话，时而大笑，时而哽咽。
窗外，哈利法塔的灯光刺破夜空，远处帆船酒店的霓虹变幻着色彩，那是一个与我无关的、璀璨而冰冷的世界。
孤独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不止一次地想过，或许我真的不该来。
但每次想放弃的时候，我都会拿出手机，看看父母的照片，看看那张写着欠款数额的记事本。
我告诉自己，张宁，你没有退路了。
我开始像疯了一样学习。
我买了一本厚厚的迪拜地图，把每一条主干道、每一个地标建筑的名字用中文和拼音标注出来。
收车后，别人去打牌、喝酒，我躲在宿舍的角落里，戴着耳机听英语广播，嘴里念念有词地模仿。
我把一些常用的问候语和地名录下来，开车时反复播放。
渐渐地，我能听懂更多，能说得更流利。
我学会了分辨不同乘客的需求：游客喜欢听我介绍景点，商务客人需要安静和效率，而本地人，则更看重你的礼貌和尊重。
我会在车里常备瓶装水，在炎热的午后递给满头大汗的乘客；我会在他们下车时，用生硬的阿拉伯语说一句“Shukran”（谢谢）。
生活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车轮滚滚中，慢慢有了起色。
我不仅还清了债务，还能每月给家里寄去一笔可观的生活费。
电话里，母亲的声音明显轻松了许多，她说家里的老房子重新装修了，父亲的药也换成了进口的。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在迪拜吃的所有的苦，都值了。
我以为，我的生活就会这样继续下去：一个在黄金之城挣辛苦钱的异乡人，直到有一天攒够了钱，然后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城，安度余生。
直到我遇见了她，玛丽娜。
遇见玛丽娜，是在一个罕见的雨天。
迪拜的雨，矜贵得像金子。
那天下午，天空阴沉得像是被人打翻了墨水瓶，豆大的雨点毫无征兆地砸了下来。
路上的行人纷纷奔逃，我正好在一个老城区的路口等红灯。
一个穿着深蓝色阿巴亚长袍的女孩，抱着一个纸袋，狼狈地站在路边，雨水很快打湿了她的头巾和肩膀。
她看到我的空车，眼睛一亮，急忙招手。
车门打开，她坐了进来，一股淡淡的、像是茉莉混合着檀木的清香也随之飘了进来。
她把湿漉漉的头巾稍微整理了一下，露出一张素净而美丽的脸。
她的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眼睛很大，睫毛像两把小扇子，眼神清澈得像一泓泉水。
“你好。”她用流利的英语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羞涩。
“你好，去哪里？”我熟练地问。
她报了一个地址，是德拉区一个很普通的居民楼。
一路上，我们没有太多交谈。
她只是安静地看着窗外被雨水冲刷的街道，偶尔会因为我一个平稳的并线而微微点头。
到达目的地后，计价器显示25迪拉姆。
她递给我一张50的纸币，轻声说：“不用找了，谢谢你，雨天辛苦了。”
在迪拜，给小费是常态，但她的语气里没有丝毫施舍的意味，反而充满了真诚的体谅。
我心里一暖，下意识地抬头看了她一眼。
她也正看着我，嘴角弯起一个好看的弧度，用有些生硬的中文说：“谢—谢—”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玛丽娜。
我以为这只是一次萍水相逢，就像我每天遇到的成百上千张面孔一样，很快就会被遗忘在记忆的洪流里。
但命运似乎另有安排。
几天后，我又在同一个街区拉到了她。
这次，她是从一家小小的、看起来有些年头的香料店里出来的。
她认出了我，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又是你，真巧。”她说。
“是啊，真巧。”我笑着回应。
从那以后，“巧合”变得越来越多。
我发现她似乎经常在那片区域活动，有时是去那家香料店帮忙，有时是去附近的社区中心做义工。
我们开始在车上聊天，从迪拜的天气，聊到中国的风土人情。
我告诉她，我的家乡在冬天会下很大的雪，可以堆雪人、打雪仗。
她听得入了迷，眼睛里闪烁着向往的光芒。
“雪……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像冰箱里的冰一样冷？”
我被她天真的问题逗笑了，我告诉她，雪是软的，像天空中飘落的棉花糖。
她也告诉我，她从小在迪拜长大，父母都是很传统的本地人，她在一个小公司做文职，偶尔会去亲戚家的香料店帮忙。
她的生活简单而平淡，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书和学习不同的语言。
在我的印象里，迪拜本地女孩要么是养在深闺、珠光宝气的“公主”，要么是思想西化、热情奔放的“辣妹”。
可玛丽娜两者都不是。
她温柔、善良、知书达理，身上有一种与这个浮华都市格格不入的宁静气质。
她从不谈论名牌、跑车，反而对我在中国开货车的经历很感兴趣。
“那一定很辛苦吧？一个人开那么远的路。”她会托着下巴，认真地听我讲那些早已被我抛在脑后的往事。
和她在一起，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
我不需要伪装成一个成功的商人，也不需要去迎合什么。
我就是一个开出租车的张宁，她就是那个在香料店打工的玛丽娜。
我们的世界，简单而纯粹。
感情的种子，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发芽。
一次，她不小心把一份重要的文件落在了我的车上。
等我发现时，已经交班回到了宿舍。
看着文件上她公司的地址，我没有丝毫犹豫，向工头请了假，开着自己的二手小破车，穿越大半个迪拜，把文件送到了她公司楼下。
她看到我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当她接过文件，眼眶红了。
“张宁，你不用这样的……这太麻烦你了。”
“不麻烦，文件重要。”我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主动约我喝咖啡。
在一家露天咖啡馆里，她问了我很多关于我家人的问题。
当她得知我独自一人在迪拜打拼，只是为了让家人过得好一点时，她看着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些我当时读不懂的东西。
是心疼，也是敬佩。
分别时，她鼓起勇气，轻声问：“张宁，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不只是司机和乘客的那种。”
我心脏猛地一跳，用力地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
我们会一起去逛老城区的黄金市场，不是为了买首饰，而是为了感受那里的烟火气；我们会坐在海边的沙滩上，看夕阳沉入波斯湾，聊着各自的童年。
我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女孩。
理智又像一盆冷水，时刻提醒着我我们之间的鸿沟。
我是个外国人，一个没钱没势的出租车司机；而她是本地人，就算家庭再普通，我们之间也隔着宗教、文化和世俗眼光的万丈深渊。
我把这份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我害怕一旦说出口，连这样纯粹的朋友关系都会失去。
压抑的情感，终究有决堤的一天。
那是一个普通的夜晚，我送玛丽娜回家。
车停在她家楼下，她却迟迟没有下车。
车里播放着一首舒缓的阿拉伯情歌，气氛有些暧昧。
“张宁，”她突然开口，声音很轻，“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心中百感交集。
这些天的挣扎、爱慕、自卑和渴望，在这一刻，全部涌上了心头。
我深吸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玛丽娜，”我转过头，认真地看着她，“我喜欢你。不是朋友的喜欢，是男人对女人的喜欢。我知道这很荒唐，我一个开出租的，什么都给不了你，我们之间有太多的不可能……但是我控制不住。如果你觉得困扰，从明天起，我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
说完这番话，我感觉自己虚脱了。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只是死死地盯着方向盘，等待着审判。
车里陷入了漫长的沉默。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就在我以为她会生气地摔门而去时，一滴温热的液体落在了我的手背上。
我猛地抬头，看到玛丽娜泪流满面。
“傻瓜。”她哽咽着说，“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痛苦吗？”
那一刻，我所有的不安和恐惧都烟消云散。
我伸出手，将她紧紧地拥入怀中。
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却用尽全力回应着我的拥抱。
在这个异国他乡的夜晚，两个孤独的灵魂，终于找到了彼此的归宿。
我们的恋情，就这样秘密地开始了。
但“秘密”这个词，本身就带着一丝苦涩。
玛丽娜告诉我，她的家庭确实非常传统。
她的父亲是一个固执而威严的男人，绝对不可能同意她嫁给一个既非穆斯林、又非阿联酋公民的外国人。
“我们得想办法，张宁。只要我们是真心的，一定会有办法的。”她总是这样给我打气，尽管我能看到她眼底深处的忧虑。
为了能和她名正言顺地在一起，我开始研究伊斯兰教的教义，学习阿拉伯语。
我并不是想投机取巧，而是发自内心地想走进她的世界，了解她的文化。
我尊重她的信仰，会在斋月期间，陪着她一起在日落后才进食；我会在她做礼拜时，安静地等在一旁。
我们的努力，首先得到了她一位思想开明的姑妈的认可。
姑妈见过我几次，觉得我虽然穷，但人品正直，勤劳肯干，对玛丽娜也是真心实意。
在姑妈的周旋下，玛丽娜的母亲态度也开始软化。
最难的一关，是她的父亲。
第一次见他，是在一个家庭聚会上。
我按照玛丽娜的嘱咐，穿上最得体的衣服，刮干净胡子，提着精心挑选的礼物，紧张得手心冒汗。
她的父亲，赛义德先生，是一个身材高大、不苟言笑的中年男人。
他只是淡淡地瞥了我一眼，用阿拉伯语和玛丽娜说了几句，便不再理我。
整个聚会，我就像一个透明人，尴尬地坐在角落里。
回去的路上，玛丽娜一直在安慰我，说父亲就是那样的性格，让我不要放在心上。
但我明白，这只是开始。
从那以后，赛义德先生似乎开始用他自己的方式“考验”我。
他会突然让玛丽娜的哥哥来我交车的地方，冷不丁地问我这个月的收入；他会托人“不经意”地向我的工头打听我的工作表现。
有一次，我因为疲劳驾驶，不小心追尾了一辆豪车。
对方车主不依不饶，要价高昂。
就在我一筹莫展，准备动用所有积蓄来赔偿时，玛丽娜的哥哥出现了。
他只跟对方说了几句话，对方便立刻换了一副面孔，客客气气地表示车子只是小刮擦，不用赔了。
我心中明了，这又是她父亲的安排。
他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审判者，用金钱和权力来试探我的底线，考验我的自尊。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和玛丽娜吵了架。
“我不需要你们家的施舍！”我低吼道，“我可以自己解决！你父亲是不是觉得，用钱就能把我打发走？”
“不是的，张宁，你误会了！”玛丽娜哭着解释，“爸爸他只是……只是想保护我。他怕我跟你在一起会吃苦。”
“吃苦？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开心！我不怕吃苦，我怕的是被你看不起，被你家人看不起！”
那次争吵，让我们都冷静了下来。
我意识到自己的反应过激了，而玛丽娜也明白了我的骄傲和底线。
几天后，我主动约了赛义德先生见面，没有通过玛丽娜。
在一个咖啡馆里，我用我还不太流利的阿拉伯语，一字一句地告诉他：“先生，我爱玛丽娜。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会用我的双手，给她幸福。我或许给不了她像您一样富裕的生活，但我保证，我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我请求您，把她嫁给我。”
他沉默了很久，那双锐利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仿佛要看穿我的灵魂。
最后，他叹了口气，说：“年轻人，在迪拜，光有勇气是不够的。”
他没有同意，但也没有再明确地反对。
这，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一年后，我和玛丽娜举行了婚礼。
婚礼很简单，只是邀请了双方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
我的父母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前来，只能通过视频送上祝福。
看着视频里父母欣慰的笑脸，和身边穿着洁白婚纱的玛丽娜，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以为，我娶的是一个家境尚可、但愿意和我同甘共苦的普通本地女孩。
我以为，我们的生活，会像所有平凡夫妻一样，在柴米油盐的琐碎和相濡以沫的温情中，慢慢变老。
可我错了。
从一开始，我就大错特错。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
我们租住在一个环境不错的公寓里，虽然不大，但被玛丽娜布置得温馨又雅致。
我继续开我的出租车，只是比以前更拼命了。
每天天不亮就出门，直到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但只要一打开家门，看到灯光下玛丽娜温柔的笑脸，和她端上来的热腾腾的饭菜，所有的疲惫都会一扫而空。
玛丽娜辞去了原来的工作，成了一个全职太太。
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用心地学习中餐，偶尔还会做出几个像模像样的饺子给我惊喜。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漂亮的混血女儿，大大的眼睛像玛丽娜，挺翘的鼻子像我。
我给她取名“安雅”，寓意着安静和美好。
抱着女儿小小的、柔软的身体，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家”的重量和“父亲”的责任。
两年后，玛丽娜又为我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家里一下子从二人世界变成了五口之家，经济压力陡然增大。
为了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我几乎放弃了所有休息时间，成了公司里最出名的“拼命三郎”。
随着孩子们的到来，我发现玛丽娜似乎变了一些。
她依然温柔体贴，但笑容里常常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郁。
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好几次看到她一个人站在阳台上，望着远处城市的璀璨灯火，一站就是很久。
“在想什么呢？”我走过去，从背后搂住她的腰。
她会像受惊的小鹿一样，身体微微一颤，然后转过身，把脸埋进我的胸口，轻声说：“没什么，只是在想家。”
我以为她想的是她父母家。
婚后，赛义德先生对我的态度依然不冷不热，我们很少上门拜访，只是在一些重要的节日才会过去。
每次去，我都感觉自己像个外人。
玛丽娜夹在我们中间，左右为难。
我心疼她，只能加倍地对她好，想用我的爱来弥补她失去的亲情。
孩子们渐渐长大，教育问题成了我们之间第一个真正的分歧。
我希望他们能学习中文，了解他们父亲的根。
我甚至计划着，等他们再大一点，就带他们回中国住一段时间，让他们亲眼看看我长大的地方。
但这个提议，遭到了玛丽娜无声的抵抗。
她不明确反对，却总是找各种理由拖延。
“孩子们还太小，不适应中国的环境怎么办？”
“等他们再大一点吧，至少等会上学了。”
“我……我中文不好，去了怎么生活？”
我有些不理解。
她明明对中国文化那么感兴趣，为什么真的要去了，她反而退缩了？
转折点，发生在我父亲的一次重病。
电话里，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说父亲突发脑溢血，正在医院抢救。
我当时感觉天都塌了。
我立刻买了最近一班回国的机票，恨不得马上飞到父亲身边。
临走前，玛丽娜抱着我，哭得泣不成声。
“对不起，张宁，我不能陪你一起回去。孩子们太小，离不开我。”
我理解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确实不容易。
我安慰她别担心，自己一个人可以。
幸好，父亲的病经过抢救，稳定了下来，但留下了后遗症，行动不便。
在医院陪护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和玛丽娜视频。
看着视频里父亲渴望见到孙子孙女的眼神，和孩子们奶声奶气地喊着“爷爷”，我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我必须带他们回国，至少一次。
这不仅是为了我，也是为了我的父母。
回到迪拜后，我郑重地和玛丽娜谈了一次。
“玛丽娜，我们带孩子回一次中国吧。我爸……他很想见孩子们。就一次，好吗？”我的语气里带着恳求。
她沉默了很久，眼圈慢慢红了。
我看到她紧紧地攥着衣角，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混杂着恐惧和挣扎的表情。
最终，她点了点头，声音轻得像羽毛：“好，我……我跟你回去。”
我欣喜若狂，立刻开始着手准备。
订机票、办签证、收拾行李……
我完全沉浸在即将带妻儿荣归故里的喜悦中，却忽略了她日益加深的沉默和反常。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早有预兆。
出发前一晚，玛丽娜又是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着外面哈利法塔的尖顶，一动不动。
我走过去，从背后搂住她的腰，轻声问：“舍不得吗？”
她摇摇头，转过身，把脸埋进我的胸口，双手紧紧地攥着我的衣服。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我以为她只是对故土的眷恋和对未知的恐惧，还伸手拍了拍她的后背，安慰她别担心，到了中国，有我呢。
她没有说话，只是把我抱得更紧了，紧得让我有些喘不过气。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家五口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坐上了去机场的出租车。
三个孩子第一次坐飞机，兴奋得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玛丽娜坐在我身边，一路上都很沉默。
我握着她的手，发现她的手心冰凉冰凉的，全是冷汗。
“别紧张，”我柔声安慰，“到了中国，一切都会好的。”
她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却没有看我的眼睛。
出租车在迪拜国际机场门口停下。
我付了车费，招呼着孩子们下车，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我幻想着，带他们回到我的小城，邻居们会用怎样羡慕的眼光看着我这个“娶了洋媳妇”的男人；我的父母，又会是何等的骄傲和开心。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等待我的，将是一场彻底颠覆我过去九年人生的风暴。
我刚领着玛丽娜和孩子们走进亮得晃眼的候机大厅，就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周围原本嘈杂的人群，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拨开，纷纷往两边散去，空出一条通道。
他们的脸上带着好奇、敬畏，甚至是一丝恐惧的表情，目光都投向我们身后。
我下意识地停下脚步，回头望去。
然后，我看到了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幕——
十几个穿着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戴着墨镜的保镖，呈扇形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他们的身材异常高大，步伐整齐划一，眼神凌厉得像鹰，身上散发着一种生人勿近的强大气场。
他们不像保镖，更像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
人群中央，缓缓走出一个头戴白色阿拉伯头巾的老人。
那老人约莫六十多岁的年纪，身材高大，面容清瘦，鹰钩鼻，深眼窝，花白的胡须修剪得一丝不苟。
他穿着一身洁白无瑕的传统长袍，手上拄着一根镶嵌着宝石的权杖，周身散发着一种不怒自威的、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几乎是出于本能，一把将玛丽娜和三个孩子护在了身后。
我以为遇到了什么黑帮寻仇的电影场面。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咚”的一声闷响。
我猛地回头，看到我那柔弱的、连大声说话都会脸红的妻子玛丽娜，竟然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
她的膝盖重重地砸在光洁的大理石地板上，发出令人心悸的声响。
然后，她将额头深深地叩在地上，整个身体趴伏着，一动不动，像一个最卑微的朝圣者。
她用阿拉伯语凄厉地喊了一句什么，那声音颤抖、破碎，带着一种我从未在她身上听到过的、深入骨髓的惶恐和卑微。
“妈妈！妈妈你怎么了？”三个孩子吓坏了，看到妈妈突然跪下，哇的一声全都大哭了起来，紧紧地抱住我的腿。
我彻底懵了，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玛丽娜为什么要对一个陌生人行如此大礼？
那个老人没有理会跪在地上的玛丽娜，他穿过人群，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
他脚下的高级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笃、笃、笃”的声响，每一下都像是直接敲在我的心脏上。
他走到我面前，停下脚步，居高临下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那眼神，深邃得像一口千年古井，里面没有任何情绪，没有愤怒，也没有喜悦，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平静。
但这平静，比任何狂风暴雨都更让我感到恐惧。
沉默。
死一般的沉默。
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几秒钟后，他终于开口了。
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却异常清晰的中文，一字一顿地问我：
“张宁，你知道……你娶的人，是谁吗？”
我愣住了，下意识地回答：“我……我娶的是玛丽娜，我的妻子。”
九年了，我当然明白我娶了谁。
那个穿着朴素长袍、在老城区的香料店打工的女孩。
那个因为我送还一份文件就感动得流泪的女孩。
那个愿意顶着家庭的压力，嫁给我这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的妻子。
那个给我生了三个漂亮孩子，把我们的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把我看成全世界的女人。
我还能娶谁？
老人的目光变得复杂起来，那片平静的湖面终于起了一丝波澜。
我从那双深邃的眼睛里，看到了一闪而过的同情、无奈，还有一丝让我脊背发凉的、沉重的悲悯。
他从身后随从的手中，接过一个制作精良的皮质文件夹，递到我面前。
“打开它。”他的声音低沉而威严，不容拒绝。
我的手在抖，几乎是机械地接过了那个文件夹。
我的指尖冰凉，连文件夹的皮质触感都感觉不到。
我颤抖着手，翻开了文件夹。
最上面，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穿着华丽的白色公主裙，戴着镶满钻石的头冠，坐在一张巨大的、雕刻着繁复花纹的王座上。
她的身后，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背景。
她笑得天真无邪，那双大大的眼睛，那挺翘的鼻子，那嘴角的弧度……分明就是年幼时的玛丽娜！
照片的下面，是一行打印的、我看不懂的阿拉伯文。
老人伸出他那只戴着巨大宝石戒指的手，指着那行字，缓缓地、一字一顿地对我，也像是对整个世界宣布：
“她不是玛丽娜。她是……玛丽娜·宾特·赛义德·阿勒曼苏里。”
他说完，顿了顿，似乎是想给我一点消化的时间。
然后，他用一种陈述事实的、不带任何感情的语气，投下了最后一颗足以将我彻底炸得粉碎的重磅炸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