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郑洞国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及相关历史档案资料
1952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北京西站的站台上，一个中年男子提着简单的行李，独自站在人群中。他身材挺拔，面容沧桑，虽已年近五十，但举手投足间仍可看出曾经的军人气质。
他叫郑洞国，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在抗日战场上身经百战，刚刚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按理说，这应该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始，可他的眼神里却透着说不出的落寞。
就在几天前，上海的家中发生了一件让他始料未及的事。
那个陪伴了他近二十年的妻子，那个曾经穿越驼峰航线去印度看他的女人，那个在长春被围困时为他寝食难安的爱人，递给他一纸离婚协议书。
理由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北京太冷了，她受不了。
陈碧莲是在哈尔滨见识过北方严寒的。1948年长春围城后，她从上海赶到哈尔滨与丈夫团聚，在那个冬天里，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刺骨的寒风，干燥得让人嘴唇开裂的空气。
这一切都让这个江南水乡长大的女子吃尽了苦头。如今听说要去北京，那段噩梦般的记忆立刻涌上心头。
郑洞国曾经劝说过她，北京不比哈尔滨，况且是在城里工作，条件会好很多。可陈碧莲已经下定决心，她不愿意再离开温暖的上海，不愿意再过那种让她心惊胆战的日子。
协议书上，陈碧莲的签名清晰工整，笔画间透着决绝。郑洞国盯着那个签名看了很久，最终还是拿起笔，在自己的名字处签了字。
二十年的婚姻，就这样在一个春日的午后，以最平淡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列车启动的时候，郑洞国靠在座位上，闭上了眼睛。窗外的景色飞快掠过，就像他和陈碧莲这些年的光阴，转眼之间已成往事。
他想起1933年在南京第一次见到陈碧莲的情景，那个穿着碎花旗袍的17岁少女，眉清目秀，举止端庄，一下子就闯进了他30岁的心房。
那时候，他刚从长城古北口抗战前线下来，正在南京受训。谁能想到，这段从战火中萌发的感情，最终会在和平年代落幕。
车厢里很安静，偶尔有乘客低声交谈。郑洞国睁开眼睛，看着车窗外渐渐北上的风景，心里五味杂陈。他不知道，多年以后，那个决绝离开的女人，会用怎样的眼泪来偿还今天的选择。
【一】黄埔之路与两段婚姻
1903年1月13日，郑洞国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磨市镇商溪河畔南岳寺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家中有祖房10余间，田地30亩，在当地算是小康之家。父亲郑定琼以种田为业，兼做裁缝手艺补贴家用，母亲陈英教先后生育五个子女，郑洞国排行最末。
郑洞国7岁起在父亲启蒙下读《论语》等书籍，随后进入乡间私塾，熟读《四书》《五经》。
1917年，14岁的他转入采用西式教学的石门中学附属小学。由于此前从未接触过西学，学习一度相当吃力，但凭着刻苦努力，他很快跟上了进度。
这一年冬天，遵照父母之命，郑洞国与邻乡姑娘覃腊娥成婚。覃腊娥比郑洞国年长8岁，是典型的包办婚姻。让人意外的是，这对年龄悬殊的夫妻相处得极为和睦。
覃腊娥性情温和，勤劳持家，将家中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郑洞国虽然年少，但对这位大自己8岁的妻子十分尊重，两人从未红过脸。婚后不久，覃腊娥为郑洞国生下一女二子。
1919年春末，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到偏僻的石门县城。
郑洞国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高呼爱国口号，参与清查抵制日货的活动。这场运动在他心中种下了从军报国的种子，从此立志要以武力振兴国家。
1921年春，湖南督军赵恒惕兴办湖南陆军讲武堂，在石门设考场招生。郑洞国欣然前往应试，顺利被录取。
他满怀希望赴长沙报到，岂料此时湘鄂两省军阀正在混战，赵恒惕的军队被打败，陆军讲武堂被迫停办。郑洞国只得扫兴而归，重返石门中学读书。
1922年，郑洞国从石门中学毕业后，到磨市乡小学担任教员。为谋求更好的前程，他于1923年考入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在学校里，他勤奋刻苦，成绩优异，深受师长喜爱。
1924年，得知黄埔军校在广州招生的消息后，郑洞国心中的从军梦想再次被点燃。他辞去小学教员的职务，告别妻儿，只身前往广州。
由于路途遥远，等他赶到时，报名时间已经截止。郑洞国家境并不富裕，这次南下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若就此返回，路费都成问题。
正当他一筹莫展时，住在湖南会馆的一位同乡告诉他，自己担心考不中，报了两次名，没想到第一次就被录取，第二次的名额还空着。
郑洞国灵机一动，决定冒用这位同乡的名字"黄鳌"参加考试。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和过人的毅力，他顺利通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
入学后不久，郑洞国主动向校方坦白了冒名顶替的事实。
校方考虑到他求学的诚意和实际能力，允许他改回本名继续学习，没有追究责任。这段经历成为郑洞国人生中的一段佳话，也让他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1924年11月，黄埔一期学生提前毕业。郑洞国被派任教导一团第二营第四连党代表，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1925年2月，他随校军参加东征，在战斗中表现英勇。1926年7月，他随部编入东路军参加北伐战争，在攻打永定、漳州、福州等地的战斗中屡立战功。
1926年11月，年仅24岁的郑洞国因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第8团团长。这个年纪就当上团长，在当时的军队中极为罕见。郑洞国的军事才能开始崭露头角。
1927年，郑洞国将父亲和妻儿从湖南老家接到武昌安顿。他觉得这些年让妻子独自在老家操持家务、抚养子女，亏欠她太多，现在终于有能力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了。
覃腊娥来到武昌后，一家人难得团聚。郑洞国虽然公务繁忙，但只要有空就会陪伴妻子儿女，享受短暂的天伦之乐。
1930年，郑洞国参加中原大战。正当他在前线作战时，突然接到家中电报，得知妻子覃腊娥因感染伤寒在武汉去世。
这个噩耗如晴天霹雳，郑洞国当场昏倒在地。醒来后，他悲痛欲绝，却因战事紧急无法赶回送妻子最后一程。
覃腊娥虽是包办婚姻，但她在家中孝敬公婆，抚养子女，从无怨言。郑洞国外出征战多年，她独自撑起整个家，让丈夫得以安心在外建功立业。
如今天人永隔，郑洞国心中满是愧疚和悲痛。妻子去世后，他谢绝了所有让他续弦的好意，独身守寡整整三年。
1933年春，郑洞国率部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与日军激战两个月，给日军以重创。
这是他第一次与日军交手，也是最早参加抗日作战的国民党将领之一。战后，他被调到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
一天，郑洞国前往医院探望生病的同乡肖忠贞。在病房里，他遇到了前来送饭的少女陈碧莲。
那天，陈碧莲穿着一件淡绿色的旗袍，发髻梳得整齐，细长的眉毛下是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她举止优雅，说话轻声细语，透着良好的家教。
郑洞国一见之下，心中便生出异样的感觉。经打听得知，陈碧莲是肖忠贞夫人的堂妹，江西上饶人，当时年仅17岁。
她的父亲陈鸿藻早年留学日本中央大学法学专业，加入过同盟会，曾担任江西省参议员，后退出仕途，在广州大理院工作，并在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开办多家律师事务所，是民国时期知名的大律师。
陈碧莲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写得一手漂亮的簪花小楷。她不仅容貌秀丽，而且才华横溢，在当时的名媛圈中颇有名气。
30岁的郑洞国此时已是上校旅长，在军中前途光明。但面对这样一位出身书香门第、年轻貌美的大家闺秀，他心中既向往又忐忑。
一来两人年龄相差13岁，他担心对方会嫌弃；二来自己是再婚，还有三个子女需要抚养；三来两人家庭背景悬殊，自己出身农家，而对方父亲是知名大律师。
然而郑洞国不知道的是，陈碧莲对这位英姿勃发的青年将领也颇有好感。在那个年代，军人代表着保家卫国的责任和荣耀，而郑洞国又是刚从抗日前线归来的英雄，这让陈碧莲心生敬慕。
在肖忠贞夫妇的撮合下，两人开始交往。
陈碧莲的父母对这门亲事也很赞许，他们觉得郑洞国是个有前途的优秀将领，人品端正，战功卓著，配得上女儿。1933年秋天，30岁的郑洞国与17岁的陈碧莲在南京举行婚礼。
这段婚姻在军中引起不小的轰动。一个是黄埔精英，抗日英雄；一个是名门千金，才貌双全。两人的结合被称为郎才女貌的典范。
【二】战火中的深情岁月
婚后，郑洞国对这位比自己小13岁的妻子疼爱有加。陈碧莲虽然年轻，但很快适应了军人妻子的角色。她对郑洞国前妻留下的三个子女视如己出，将家中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
1934年6月，郑洞国被派任第2师师长。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郑洞国立即率部参加保定会战，随后转移至河北林县地区与日军进行游击战，曾袭击安阳城及机场。
1938年3月，郑洞国率第2师参加徐州会战，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中战功显著。他与友军合力击溃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表现出色，战后升任第95军军长。同年，他参加了武汉会战。
1938年底，郑洞国升任新编第11军(后改为第5军)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
第5军是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强。能在这样的王牌部队中担任要职，足见郑洞国的军事才能得到了高度认可。
1939年12月，第5军开赴桂南参加昆仑关战役。这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取得的重要胜利之一。郑洞国指挥荣誉第1师担任正面主攻任务，与日军第5师第21旅团血战20余日。
在战斗中，他亲临火线指挥，连续攻克罗塘、411高地、界首等重要据点，两度攻入昆仑关，击毙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
昆仑关战役异常惨烈，第5军伤亡惨重。战后，国家发给的抚恤金十分微薄，难以真正抚慰阵亡将士家属。第5军军长杜聿明提议由各级军官捐款补助。
随郑洞国上前线慰问部队的陈碧莲得知此事后，建议丈夫自掏腰包帮荣誉第1师连以上的军官交了捐款。这件事在军中传为美谈，将士们对这位美丽贤淑的军嫂更加敬重。
第5军的后方基地设在广西全州，开办了被服厂等后勤机构。
陈碧莲积极参与军中的慈善募捐工作，协助举办募捐舞会，为将士们筹集善款。她美貌动人，举止优雅，在军中赢得了"怒江之花"的美誉。
整个抗战期间，郑洞国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保定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鄂西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14年抗战，他几乎无役不与，多次负伤，但从未退缩。
陈碧莲虽然大部分时间无法陪在丈夫身边，但她通过书信与郑洞国保持联系。每当郑洞国的部队调到后方休整时，陈碧莲总会不远千里前去团聚，哪怕只能相处几天也心满意足。
1943年春，郑洞国受命担任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
该军由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退入印度的新38师、新22师组成，驻在印度加尔各答西北的兰姆伽营地，接受美军装备和训练，准备反攻缅北，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
郑洞国抵达印度后不久，陈碧莲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要去印度看望丈夫。那时从中国到印度，必须搭乘军用运输机穿越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世界上最危险的空中航线之一，飞行高度极高，气温极低，空气稀薄，气流紊乱，经常发生飞机失事事故。
陈碧莲作为一介弱女子，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去见丈夫。当她风尘仆仆出现在郑洞国面前时，郑洞国既感动又心疼，紧紧抱着妻子，眼眶湿润。这一刻，他深深感受到了妻子对自己的爱。
1943年秋至1945年初，郑洞国率部参加缅北反攻战。他与美军将领史迪威、索尔登等一起指挥作战，先后攻克胡康河谷、孟关、瓦鲁班、密、八莫、南坎等地。
支那
1945年1月27日，新1军在畹町附近的芒友与中国远征军会师，中印公路全线贯通。郑洞国因战功卓著，升任驻印军副总指挥。
1945年6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郑洞国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8月，日本投降，郑洞国任陆军第三方面军副司令。9月9日，他参加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
抗战胜利后，郑洞国被任命为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司令部设在上海。他的任务是从日军手中接收南京、上海等地。从此，郑洞国和陈碧莲在上海开始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
这段时间，陈碧莲的弟弟陈泽森一家也在上海。弟弟见姐姐姐夫多年没有子女，便将自己的女儿过继给陈碧莲。陈碧莲终于有了女儿，一家人在上海过得其乐融融。
那段日子，是陈碧莲婚后最舒适安逸的时光。
上海的繁华，温暖的气候，优越的生活条件，一切都让她感到满足。她常常和其他军官太太们聚在一起喝茶聊天，上街购物，过着典型的上海太太生活。
陈碧莲或许没有意识到，这种平静安逸的生活很快就会被打破，而她即将面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1947年，时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郑洞国被调往东北，先后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代理职务、东北行辕副主任。
1948年1月，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3月，他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主席，率军坚守长春。
留在上海的陈碧莲，从繁华舒适的生活中突然被拉回到战争的焦虑中。她每天守着收音机，听着关于东北战事的消息，心都揪成一团。
1948年5月，长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包围。城内与外界的联系逐渐被切断，物资日益匮乏。陈碧莲收到郑洞国从长春寄来的信件越来越少，每一次都让她愈发担心。
她给郑洞国写了一封长信，字里行间满是忧虑。信中写道，几个月来为了他的安危，让她时刻不能忘怀，寝食不安。她的身体坏透了，较前更消瘦。她不理解丈夫为何要如此不顾性命。
这封信中暗藏着她内心深处的想法——对丈夫继续从军作战的不理解。在她看来，战争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丈夫立下的战功已经够多了，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样下去。
10月，一个让陈碧莲几乎崩溃的消息传来。中央社发布报道称，长春失守，郑洞国壮烈成仁，21日上午发出最后一弹，所属官兵300人亦全体殉职。
陈碧莲看到这条消息时，整个人都瘫软在地。她无法接受丈夫就这样离开了人世。那几天，她茶饭不思，整日以泪洗面，甚至一度想要随夫而去，幸被家人及时发现救下。
数天后，真相逐渐传开。原来郑洞国并未自杀殉国，而是在最后时刻选择了向解放军投诚。长春和平解放，郑洞国被安排在哈尔滨接受学习改造。
得知丈夫还活着，陈碧莲悲喜交加。她立即申请前往哈尔滨与丈夫团聚。获得批准后，她匆匆收拾行李，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火车越往北开，天气就越冷。当陈碧莲抵达哈尔滨时，正值深秋，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这个从小生长在江南水乡的女子，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北方的寒冷。
在哈尔滨的那个冬天，陈碧莲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天寒地冻。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呼出的气立刻凝成白雾，睫毛都会结冰。
屋外寒风呼啸，屋内虽有取暖设施，但对习惯了上海温润气候的她来说，依然冷得难以忍受。
她的皮肤因为干燥而开裂，嘴唇经常出血，手脚总是冰凉。每天早上起床，都要鼓起极大的勇气离开被窝。这种痛苦的体验，在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1950年，郑洞国从抚顺回到上海家中治病。夫妻二人重新在温暖的上海团聚。陈碧莲觉得，那段北方的噩梦终于结束了。她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安稳日子，盼望着能一直这样平静地生活下去。
1951年冬，周恩来邀请郑洞国赴京。1952年5月下旬，郑洞国接到正式通知，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需要长期在北京工作。
听到这个消息，陈碧莲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北京，那也是北方，也会像哈尔滨一样寒冷。
她立刻想起了在哈尔滨度过的那个可怕的冬天，那种刺骨的寒冷，那种让人绝望的干燥，那种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的日子。
她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郑洞国劝说她北京不会像哈尔滨那么冷，况且在水利部工作，条件会好很多。
可陈碧莲态度坚决，她想起了上海的舒适生活，想起了弟弟一家的陪伴，想起了那些熟悉的街道和温暖的气候。在她心里，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她不要再跟着丈夫去受苦了。
郑洞国见劝说无效，只能独自前往北京上任。临行前，他说等安顿好了，再让她过来。陈碧莲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郑洞国离开后，陈碧莲一个人坐在上海的家中，心里越想越觉得委屈。
这么多年来，她跟着丈夫四处奔波，从云南到印度，从印度到哈尔滨，哪一次不是冒着危险去陪伴他。如今好不容易有了安稳的日子，为什么又要她去北方受罪。
更让她心寒的是，郑洞国这次调动，甚至没有提前和她商量，就直接答应了。她觉得丈夫心里只有工作，根本不考虑她的感受。
这种委屈和不满在心中越积越深。几个月后，陈碧莲做出了一个决定——她要和郑洞国离婚。
那天晚上，她拿出一张白纸，工工整整地写下了离婚协议书。写完后，她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毅然决然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她将这份协议书寄往北京。
几天后，郑洞国在北京收到了这份离婚协议书。他坐在简陋的宿舍里，手中拿着那份协议书，整个人陷入了沉默。
他仔细看着协议书上陈碧莲的签名，那熟悉的笔迹，那决绝的态度，让他明白妻子是真的下定了决心。
那天夜里，郑洞国一个人坐到天亮。他想起两人相识的那个春天，想起陈碧莲穿越驼峰航线来印度看他时风尘仆仆的样子，想起她在长春被围困时写给他的那封充满担忧的家书。
最终，他拿起笔，在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他明白，强扭的瓜不甜。既然陈碧莲已经无法忍受北方的生活，既然她已经做出了选择，那他就成全她。
签完字后，郑洞国没有写任何挽留的话，只是简单地将协议书寄回上海。从此，他和陈碧莲二十年的婚姻正式结束。
离婚后的陈碧莲并没有独身太久。1953年，她嫁给了上海一个姓钟的商人。这个商人比郑洞国年长几岁，但家境殷实，在上海有自己的产业。
陈碧莲以为自己终于可以过上真正安稳富足的生活，住在租界的洋房里，有佣人照料起居，可以随意购买自己喜欢的衣服首饰，不用再为生计发愁，更不用担心丈夫会被调到寒冷的北方。
刚开始的几年，陈碧莲确实过得很惬意。她享受着上海的繁华生活，和姐妹们一起喝下午茶，逛南京路，看电影。这种安逸舒适的日子，正是她一直向往的。
她甚至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然而，陈碧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等待她的竟是一场接一场的噩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