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会见蒙哥马利，陈毅笑称他穿得不错，杜聿明腼腆回答：借的

1960年5月26日下午，北京细雨未歇，人民大会堂外石阶被冲刷得锃亮。杜聿明站在台阶下，一遍遍抚平浅灰色中山装的下摆——这件衣服是前两天从老同学杨伯涛家里借来的，他生怕一阵风把衣角掀起，露出里面磨旧的衬衣。

大厅里灯火辉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准时抵达。周恩来微微欠身，把杜聿明介绍过去；随行翻译刚要开口，蒙哥马利已先一步问：“谁赢？”三字一出口，全场轻松。周恩来指向陈毅，摇头作笑；陈毅摆手，气氛一下子像老友聚首。

蒙哥马利对这位曾在中缅战场指挥数十万人的中国将领颇感兴趣。两人谈起当年对日作战、补给线、丛林病与泥泞路，声音时高时低，像在评点一局久远的棋。杜聿明说到战事失利时，并不推诿，反复强调兵员补充不及和战略误判。蒙哥马利频频点头，不时在随身的小本子上记下数字和地名。

“陈毅低声笑问：‘衣服挺精神。’杜聿明答：‘借的。’”简短对话，把客厅里的掌声推向小高潮。陈毅乐得直摆手，杯中的香槟晃出一道弧线。为这身借来的中山装，杜聿明前后忙碌了整整三天：先洗后熨，又找裁缝把下摆放宽一指，才勉强合身。

如果把时钟拨回半年前，场景完全不同。1959年12月4日，功德林改造所的大会厅里，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令宣读完毕，杜聿明捧着文件，手心渗汗。那天他五十五岁，在狱中度过整整十年。眼前的世界忽然推开门，他既激动又心慌。

北京城变了。电车线路延伸到崇文门，东单多了几座新式商店；他走出前门远东旅馆，却连天安门方向也辨不清。市民政局干部殷兆玉拿来一张折叠地图，指着颜色最深的路网反复叮嘱：“随便逛，没人再管你。”那晚杜聿明对着地图看了半宿，才决定天亮去人民英雄纪念碑鞠一躬。

12月14日，大轿车驶进中南海北门。周恩来、陈毅、傅作义等已在会客室等候。周恩来询问起吃住、身体、读书情况，没有一句套话。杜聿明站起，称“学生对不起老师”。周恩来笑言“怪我没教好”——一句解了尴尬，也点破了十年恩怨。

随后两个月，杜聿明跟随特赦人员参观新工厂、新水利和北京几个公社。1960年2月，他被送往南郊红星公社果树队。清晨背着铁锹下地，下午听技术员讲授嫁接与防虫，新生活单调却踏实。他对机械情有独钟，见修配车间只十几名工人，主动请缨。趴在吉普车底拆壳、换轴承，他常忘了吃饭。

4月底，一纸通知让他停下手里的钢丝钳：五月外宾来访，名单里有他。问题是，除了那套厚棉衣，他再无合身衣物。杨伯涛的旧中山装成了救命稻草，借来一看，袖口短半寸，还是得硬撑。试想一下，昔日第5军军长竟为一件衣服犯愁，也算人生别样况味。

再回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已进入尾声。蒙哥马利举杯致意，感谢中国方面的周到安排。周恩来告诉他，这些被俘并获释的将领如今正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蒙哥马利合上演讲稿，轻声对随员说：“政策比战术更难得。”这句话被记录在接待文件里，没有公开，却迅速传遍会场。

宴后，杜聿明被允许留在京城。1961年春，全国政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他成为委员之一，第一次坐进办公室写回忆录。《淮海战役始末》草稿不到八万字，但数据详尽、口吻平和。傅作义看后评一句：“写得直。”杜聿明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那身借来的中山装后来旧得发白，袖口磨破，仍被他叠好放在衣柜最上层。多年里，他偶尔掀开柜门，看一眼，再轻轻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