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名女囚漂洋过海，下船时全员怀孕，这批女囚竟生出了一个国家

1789年，一艘叫朱莉安娜夫人号的船从英国朴茨茅斯出发，船上带着226名被判刑的女性，她们要坐11个月的长途船程，这些女性是被流放的囚犯，她们的命运跟澳大利亚这片新兴殖民地联系在一起，成了历史事件的特殊角色，这段历史展现了殖民扩张的残酷，还体现了人类社会中不为人知的一面。

当时的澳大利亚殖民地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男女比例失衡，根据记载，男性人数是女性的六倍，这种男女比例的失衡直接带来的危机就是人口灭亡。在英属殖民地看来，人口增长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女性的作用就是生育，这种异化思想催生了“人口清理计划”，英国的监狱早已因为关着大量罪犯而不堪重负，底层女性大多因为生活所迫而犯罪，成为最“理想”的流放对象。

登上朱莉安娜夫人号的女性囚犯绝大多数是因为偷窃而被判刑的，船上的一个囚犯玛丽·韦德，她只有13岁，因为偷了一件衣服而被判处死刑，但是后来因为年纪小，改判为流放，她只是众多与贫困和社会压迫抗争的女性中的一个缩影，对于这些被流放的女性来说，她们不是被当作个体来看待的，而是一种殖民地的人口工具，殖民政府毫不遮掩地把她们的存在与解决人口问题的目的挂钩，甚至把一些人直接称为“生育机器”。

船上的环境让人觉得十分可怕，因为囚犯比工作人员多，所以船上的秩序很快变得混乱不堪。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群体关系，每个女囚都和一名男性船员或工作人员配对，所以流放本身就充满了伦理争议，而且更加荒谬。她们的人身自由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这使得她们成为了一种没有尊严的“生殖资源”。

这艘船比其他的流放船更耗费时间，每到一个港口，都会停船补充物资，这些女囚们的生活也因此因为特殊的交易行为而变得“优越”。女囚们被船员们默许与当地客人进行交易，与男性进行交易，换取他们所需要的食物、衣物及其他商品，船成为了流动的妓院。这些女性通过“交易”换来了较好的生活物资，她们的死亡率因此降低，整艘船上仅有五名女囚在航行途中死亡，与当时其他囚犯流放船相比，这艘船上的死亡率非常低，她们在船上吃到的食物甚至包括新鲜的蔬菜和肉，这些是普通囚犯吃不到的食物。很多人的皮肤红润，体力充沛，甚至有人牵着新生儿。

当船终于停靠在悉尼港时，殖民记录官在岸边看到的情景让他十分震惊，这些女性衣着整齐，身体健康，有些已经怀孕，有些还抱着在船上出生的婴儿。殖民者原本希望从船上带回来食物物资，没想到从船上走下来的却是带着新生代的女囚，而且大部分孩子还是混血儿。船上没有直接解决殖民者的粮食问题，却间接解决了殖民地长期存在的性别结构失衡问题。男性单身人口激增，澳洲社会迫切需要女性来促进人口发展，这些女囚的到来使殖民地的新人口计划得以启动，许多男性立刻争相娶妻，很快便组成了家庭并繁衍后代。

多年之后，人们开始发现这些女人的影响比预期的要大得多。现代统计数据表明，许多澳大利亚白人实际上都可以追溯到这些流放囚犯的血统。某种意义上说，每几个澳大利亚白人里头可能就有一个朱莉安娜夫人号上的后代。玛丽·韦德成为流放船上最年轻的一名乘客，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她在澳洲的后代人数已经超过300人，到今天已经发展到数万甚至更多。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陆克文也被证实是玛丽的后裔。这段不可思议的家族史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放大了殖民历史的反讽。

在英国，她们是社会最底层的污点，在澳洲，她们因繁衍殖民社会而被赋予新的社会评价，她们在困境中绽放的生命力令人惊叹，她们不少人参与农业生产、小型经营、家庭管理，从经济、家庭方面为殖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她们看似卑微的身份也赋予了她们实际的社会价值。

殖民扩张的强势逻辑在这一段历史中暴露无遗，欧洲政府并没有把殖民看作一场传播文明的举动，而是冷酷的人口控制和资源掠夺。这批女囚为一场殖民实验的继续提供了生存基础，她们个人的痛苦与挣扎被殖民叙事一笔带过。朱莉安娜夫人号事件的发生不仅塑造了一个国度的起步，还暴露了殖民过程中到底是什么样的过程把底层群体榨干。

这段历史被英国官方长期回避，不符合主流对殖民世界的“文明想象”，在朱莉安娜夫人号事件中，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建国早期的“历史”，看到了文明扩张最真实、最野蛮的一面。从一群“社会垃圾”开始，也从这群女性开始，创造出她们的生存，这样的荒诞转化让如今的澳洲社会背负着殖民基因的讽刺，每一个高鼻深目的绅士都有可能是囚犯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