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战役中英雄周文江：毛主席三次接见，退休已成军区副司令

1951年7月，柏林的林荫大道上升起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二十七岁的周文江端着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同世界各国青年交换徽章。这并非普通的节庆场面，而是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会的开幕。志愿军战士在战火尚未熄灭时就被请到欧洲，背后的分量不言而喻——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战斗英雄”中的佼佼者，更是在长津湖零下四十摄氏度的雪窝里撑过七个昼夜而生还的传奇。

掌声与鲜花容易让人忽略另一条时间线。仅仅七个月前，1950年11月27日凌晨，朝鲜东部山区。周文江所在的二十军五十九师一七七团二营正沿着冰冷的石砾爬向兴西里高地。气温刺骨，霜雪裹住枪机，棉衣却仍旧是华东沿海薄版。此时宋时轮发电：“割裂下隅里与柳潭里，务求速成。”一七七团被硬生生推进阻断位置，周文江率五连扛下最要命的一段公路。

七天里，共计二十八次冲击。白昼，美军炮火伴着航空汽油覆盖，夜晚，志愿军用爆破筒贴身迎敌。第五昼夜，美军试图强行开辟通道，五连仅剩二十三人仍在阵地。周文江把缴来的毛毯撕成条，缠住冻裂的手指，朝着冲上来的步兵喊出一句粗到了极点的江苏方言：“跪下命还在！”美军少校愣神的半秒让冲锋节奏瞬间紊乱，后续炮火随即失准，阵地得以续命。阻击战结束时，统计敌伤四百余、毁坦克四辆，五连创下“西兴里大功连”的番号。

如果时间再往前拨两个月，剧情又完全不同。1950年9月，全国战斗英雄大会在北京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与周文江第一次握手时只说了两个字：“好样！”那会儿九兵团驻沪练渡海，所有人以为马上就要奔向台湾海峡。英雄们带着奖章回营，正打算给弟兄们传达北京精神，却在南京站被紧急改签北上的车票——目标山东曲阜集结、准备入朝。短短十天，战场方向由东海转到白头山下，令不少干部一度没回过神。

再往前追到1944年3月1日。泰州姜堰少年周文江跟着几名侦察员钻进芦苇荡，扔掉肩上半袋化肥，成了新四军江都独立团一连四班战士。第一次实战就敢端着大刀冲丁沟炮楼；孟良崮、开封、淮海三大战役，他步步晋升，五次一等功记录在册。野战军内部曾流传一句玩笑：“哪儿棘手把周小个子丢进去。”事实上，他身高不过一米六五，却擅长夜袭和近战，动作轻，反应快，自嘲“砖头扔我也能接住”。

1950年10月，第九兵团依序北调。曲阜干部动员会上，朱德只讲了二十分钟，重点一个字——冷。补给却跟不上行军速度，“棉衣在后，敌人在前”成了现实。有人担忧，周文江却偷空把弹壳塞进鞋帮加温。同行军医事后回忆：“那小子脚长冻疮都不吭气。”不吭气是常态，真遇关键节点，他的嗓门又能压过爆破声。

长津湖结束时，周文江被记二级战斗英雄。1951年6月，他临时抽调回国，与周恩来在前门体育场并肩参加建党三十周年庆祝。毛主席第二次握手，仍旧简单：“辛苦。”领袖的节制语言深得兵心，比排山倒海的赞美管用得多。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当年三十岁的周文江坐进主席团，胸前新配发的“独立自由勋章”闪着寒光。会间短暂休息，毛主席指着他对朱德笑谈：“这是苏中来的后生。”朱德问训练近况，他回答说：“部队正抓两件事——备战和带兵，早晚要把红旗插到海峡那头。”铃声一响，他行了个军礼匆匆返回席位，这是第三次“紧急集合”般的会见。

紧绷的神经松下来，用了整整二十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他已是南阳军分区副司令。一身旧军装，袖口边线磨白，他把青年指挥员唤到办公室交代一句：“吃苦别嫌多，战场上多留命。”这番老兵经验在1980年代的部队口口相传。

退出现役的年份是1979年。周文江没有选择闲居。他拉起一支由新四军老兵、地方高校教师组成的宣讲团，巡回浙江、江苏、上海各类院校与厂矿。十五年光阴，一千多场报告，听众超过百万。有人说这已成新中国最持久的“行军”，他摆手：“嗓子没哑，腿还能走，就该讲。”嘉兴一所技校的学生曾激动提问：“您受过伤吗？”老人眯眼笑：“划拉了几道口子，命硬，弹片嫌我太瘦。”

2011年，《抹不去的记忆》出版。时任国防部长的迟浩田亲自作序，第一句是：“周文江把自己的青春和思考都给了战场，现在又把经验全给了后人。”熟识的人都读得出，这不仅是战友间的敬意，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备忘录。

2012年盛夏，88岁的周文江在家中与世长辞。噩耗传来，嘉兴各大高校自发悬挂挽幛，一些年轻士兵从驻训地请假赶来送行。人们悼念的不仅是一个二级战斗英雄，更是那种“最危险时也不退缩”的精神底色。长津湖的寒风早已散去，西兴里的山谷也覆上新绿，但雪夜里那句略带乡音的“跪下命还在”始终在志愿军史册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