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收到江苏的来信后，指示有关部门：请查施简烈士有关情况

1955年9月29日的怀仁堂忽然安静下来，毛主席目光掠过满屋戎装时，轻声问刘伯承：“那位红十二军的施简呢？”一句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台上授勋、台下鼓掌，荣光属于在世将帅，可主席想起的却是失踪二十多年的旧友。

這並非第一次出现这个名字。1949年底，中央机关收到一封来自江苏启东的挂号信，落款施漾东，开门见山：请党组织帮忙查找弟弟施简的生死。毛主席批上一行字——“转组织部，务必查清”。自此，一个断线多年的故事被重新牵起。

施简1906年生在启东一个殷实人家，原名施漾旌。少年随兄长到上海念书，恰逢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陈独秀在法租界点燃火种。1925年“五卅”后，十九岁的施简入党，随后领着码头工人堵过洋行，也在三次上海武装起义里当过区队长。

1927年4月12日突如其来的清洗让许多同志血染黄浦江。组织紧急安排部分骨干赴苏联学习，施简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左权同窗。两年余，他钻研兵棋演习，比旁人多记了厚厚两本笔记。

1930年夏，他与刘伯承、左权一道回国，被分到闽西。此时的闽西苏区已有二十军、二十一军两支基干部队，人数三千一百余。合编后的新红十二军，左权任军长，施简出任政委兼闽西革命委员会主席。

时局却很快阴云密布。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路线开始下沉到各级，闽粤赣省委在虎岗开会，要求部队“分兵远征”。左权、施简认为脱离根据地就是冒险，意见刚一提，便有人扣帽子。随之而来的“肃社党”“肃托派”风潮，将整个新红十二军推向漩涡。

1931年初，一场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的大会上，团干事吴拙哉突然高喊“社会民主党万岁”，被当场押走。几周后，“肃社党事件”爆发，几十名干部遭捕。施简因为工人出身、留苏背景，被指为“托派三军负责人”，法庭文件编号“第一号”，判刑十年，后以“出身成分好”减为五年。

然而，闽西当地口口相传的又是另一幅图景：1932年5月，新红十二军攻打雁石镇时，政委施简在冲锋中头部中弹，牺牲于距离龙岩二十余里的丘陵。1993年版《启东县志》、民政部编辑的《中华著名烈士》第十卷均采用这一说法。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让史料显得扑朔迷离。

可检索档案里确有另一份重要材料。《红色中华》1932年6月9日刊出了临时最高法庭批示（法字第七号），列明施简等十三人“反革命罪行”，判决日期是4月24日。若坐实此判决，他当时已在瑞金羁押。如此一来，5月阵亡的口述材料似乎要打个问号。

种种矛盾让调查人员犯难。1980年代，启东县志办公室访问幸存老兵，有位自称曾在十二军当通讯员的老人回忆：“施政委是在雁石镇前沿倒下，我亲眼看见担架抬回来。”但对方说不出确切日期，也拿不出任何书证。

与官方档案相比，这些回忆像河面零星漂浮的木片，不足以拼成一艘完整的船。最终，《启东县志》选择折中：两种说法并列，等待日后更多证据。

家属的寻亲路更显漫长。1942年11月，施漾东赶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求助，《新华日报》社几位同乡记者陪他翻查资料，仍一无所获。辗转昆明、成都，线索始终中断。

直到1950年春，中组部秘书处将斟酌后的答复寄往江苏：“系内战时期福建省死难烈士，年约三十岁，十二军长兼政委，苏联学生，一九三二年牺牲，余无资料。”这封盖着红色印章的信，让施家人第一次得到官方书面结论，虽然仍带着模糊。

1958年9月，烈士遗孀盛婧德收到由毛主席亲笔签发的《光荣纪念证》，证书编号20802。那一年，她已年过半百，独自抚养的养子施冲刚考进师范。老人把证书端端正正地裱在墙中央，说话总离不开一句：“他走得值。”

1997年夏天，港九水道忙着迎接驻港部队，电视里反复播放解放军车队通过深圳河的画面。盛婧德抹着眼泪告诉施冲：“快看看，有没有你爹带过的兵。”她对那段远去的岁月仍抱着近乎执拗的依恋。

2000年清明，盛婧德病逝，遵嘱与空留名号的丈夫合葬。墓碑上只刻一行字：“红十二军政委施简之墓”。五年后，当地政府在新建烈士陵园时，为施简单设展厅，将两种牺牲版本全部陈列，让参观者自行对照。

档案与口述之间仍有空白，这样的空白并不罕见。战争年代，山河破碎，许多普通士兵连名字都没留下。施简的去向虽然仍存岔路，但他的名字被刻在石碑，被写进报刊，被毛主席反复提起，这一点已经让后人记住：在闽西根据地最艰难的时刻，曾有一位留苏回来的青年政委用鲜血守过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