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从哈军工毕业分配到东海舰队，为战台风省水而剃成光头

1970年7月，东海已经连续多日32摄氏度以上，高湿闷热。就在这个季节，年仅23岁的孙宁和另外五名同学领到了船票，从哈尔滨一路南下赶赴上海北外滩。车窗外的平原与江南水网一闪而过，他心里只装着一句话：真正的海军生活，从此刻开始。

新兵刚登上辅助油水补给船“微山湖”时，对舰艇内部空间的概念几乎为零。船体排水量两千多吨，可真正留给舱室的每一寸角落都被战备设备挤压得只剩骨架。八个大男人蜷进十多平方米，三层窄铺叠在铁壁旁，里外铺板上留下的是汗迹和机油味。孙宁身高一米八五，每次翻身都会磕到通风管，老兵却只扔下一句：“习惯就好。”

空调是不存在的，墙角的小电扇只能搅动热浪。头几晚，孙宁索性提被子爬到甲板打地铺。甲板通风好，却赶上海风夹着柴油烟味，每天清晨醒来，头发上结了一层油灰。别说浪漫，镜子里那张脸一天比一天黑。

饮食条件同样简陋。船上没有固定餐厅，炊事班抬着铝盆从厨房冲到甲板，米饭、青菜、咸鱼按部就班分到三格搪瓷盘里。吃完要立刻洗餐具，海风一吹就起锈。第一次开饭，孙宁正想多添一勺米，班长把碗盖住：“留给夜班兄弟。”一句话把新兵的豪气按了下去。

澡堂是奢侈品。夏天靠洗脸间的凉水管凑合，冬天得排队下船走两公里到岸上浴室。最要命的是淡水配额，每人每天八到十升，包括饮用、洗漱、刷锅。城市兵嫌不够，农村兵咬牙省着攒肥皂和糖，想着探亲时带回家。舱梯那块黑板上写着“节水”两个大字，越看越扎心。

轮机兵的差事更苦。指针转速表、手动油门杆，十五分钟一趟记录油温水温。机舱温度常年四十度以上，轰鸣声把对话撕碎，耳膜像套了棉被。有人第一次值夜班就晕倒，海图桌边却传来轮机长嘶哑的吼声：“别睡，主机要听你的！”没人敢含糊，大家把安全帽压得更低继续工作。

1971年7月，东海夏季台风季如期而至。某日下午两点，大队突然接到电报：“编号7103号台风正向舟山群岛逼近，风力十级以上。”船长当即下令驶入象山港避风。此时“微山湖”淡水库存只剩不到两吨，加上高温蒸发，距离补给点又远，必须马上节水。

“全船剃头！”船长把命令拍在驾驶台。孙宁愣神，理发推子卷着嗡鸣声从耳侧划过，五分钟后，他摸到一个光溜溜的脑袋。船员们互相望着彼此发亮的头皮，先是一愣，随后哄堂大笑，紧张的气氛解了一半。剃完头，当晚开始严格配给——一人一搪瓷杯淡水刷牙洗脸，禁止洗澡。

象山港内水道狭窄，船顺着浮标一路扎进深处，最后系泊在10号水鼓位。深夜零点，风吼声由远及近，雨柱打在钢板上像手鼓。值更的孙宁想打开舷窗透透气，被轮机长一把拍住：“别开，风浪灌进来要命。”话音刚落，风速表的指针猛地顶到刻度边缘。

次日清晨，钢缆问题暴露。两根并列钢缆忽紧忽松，随浪跳动，若断裂整船就会横冲直撞。副长挑了两名水性最好的老兵下水加固。暴雨里，人影一会儿被浪尖托起，一会儿被浪谷吞没。有人在栏杆上抖着绳索，紧盯水面不敢眨眼。“拉稳，他上来了！”随着一声嘶吼，两名班长被拖上甲板，身上青紫伤口混着海水顽强渗血。缆绳补牢，船得以安然度过台风眼。

那一次抗台，孙宁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便被叫去机舱发电。岸电没接通，副机必须整日运转，轮机班三人轮值。昏黄灯泡下，他握着油门杆，余光瞥见自己反射在金属表面的光头，觉得格外扎眼。可就这颗光头，帮他们节约了整整三百升淡水，保证了返航前最后的生活用水。

同年冬天，连云港返程途中遭遇北风七级。主机海水泵失灵，船被迫停机。机组成员在晃动中拆泵、更换石棉盘根，油手套滑得抓不稳工具。甲板上呕吐声四起，连见惯风浪的老舵手也面色煞白。一个小时后泵修复，船重新启动。事后检查，两只机舱水桶装满了呕吐物，浓重酸味飘了三天才散。

海上危险并不止这些。孙宁的同学杨玉焕就在长江口撞船事故中差点丧命。那天是1972年2月，补给船“东运201”被货轮“战斗号”撞开一道大口子，江水淹进机舱，气温不足五度。十二名官兵围着救生筏相互挽臂，在冰水里漂了四十五分钟才被打捞上船，两人因失温牺牲。杨玉焕把木板让给水性差的战友，获评三等功。

对比同窗的生死瞬间，孙宁深知自己算幸运。后来，他先后担任技术员、助理员、副厂长、监修室主任。1989年调入上海外经系统，负责海上项目设备评估。久别机舱，却视听敏感依旧，听见柴油机轰鸣，整个人会条件反射地挺直后背。

2005年办理退休手续。当年鲜亮的海军蓝早已褪色，理发师问他头发推成几分，他伸手虚握油门杆，“留一寸，别再光头。”话音未落自己先笑了。那场台风的咸湿味道似乎又从记忆深处漫上来，和甲板上的柴油烟、机舱里的高温、同伴的喊声一起，在耳边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