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86年3月26日，北京春寒料峭。
凌晨两点，陈永贵在解放军总医院停止了呼吸，享年72岁。
消息传出后，第一个被摆上会议桌的，不是讣告草稿，而是一份“烫手”的请示：“追悼会按什么规格办？”
档案袋里的履历写得分明：“国W院副总理（1975—1980）”，可最后一页却盖着“北京东郊农场顾问”的蓝色小章。
更微妙的是，窗外正刮着“反思大寨”的风：有人把“农业学大寨”说成“极左标本”，也有人把“自力更生”四个字仍旧当传家宝。
规格高了，怕被解读为“开倒车”；规格低了，又被指责“人走茶凉”。
大家犹豫不决，最后将文件继续往上送，第三天傍晚，报告终于送到了邓公案头。
第二天会议上，邓公看着文件略有所思，在猛吸了一口烟后淡淡地说了十一个字，声音不大，却字字真切，会场顿时一片安静。
山沟里走出的“农民总理”
陈永贵，1914年出生于山西昔阳大寨村，他的出生地是一片石多土薄的“虎头山”。
父亲因交不起租子自尽，六岁的他给人放过羊、当过长工，冬天捡过羊粪蛋烤火。
1946年，大寨迎来土地改革，陈永贵成为村里最早的组织者之一。
面对“十年九旱”的自然条件，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带着村民一锤一钎开山造田。
没有机械，就用肩膀挑；没有水泥，就用石灰拌黏土。
最艰苦的“白驼沟”改造工程中，陈永贵带领村民连续苦干27个昼夜，硬是在青石板上垫出了20亩良田。
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1963年特大洪灾中尤为彰显。
当时昔阳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洪水冲毁了大部分梯田和房屋，面对国家拨来的救济款和物资，陈永贵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豪言：
“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
大寨人靠自己的双手，一年内不仅修复了所有房屋，还新建了40孔青石窑洞。
陈永贵的事迹通过媒体报道传遍全国，很快引起了国家高层和毛主席的关注。
1964年12月，陈永贵受邀参加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那是他第一次裹着那个标志性的白头巾，穿着一身对襟棉袄，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在会场上，周总理做政F工作报告，专门提到了大寨。总理的声音洪亮，传遍了整个会场：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从1952年到1963年的12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粮食879000公斤……”
那数字一报出来，台下一片惊叹。那是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粮食啊，每一斤都浸透了汗水。
会议闭幕那天，正好是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
当天毛主席用自己的稿费，特别准备了三桌菜肴，邀请了一些国家高层和当时劳模参加他的生日宴。
当时陈永贵就是其中之一。
宴席上，毛主席不仅听取了劳模陈永贵、王进喜等人的汇报，还对他们的工作成果给予了高度赞赏，并表示将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
宴席结束后，毛主席便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经验被提升为国家层面的农业发展模式。
时间一晃到了1975年。
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周总理专门把陈永贵找来谈话，一见面就抛出了一个重磅炸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