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任命的红军干部，37年“人间蒸发”，萧劲光：他是不辞而别

1942年盛夏，一位刚转到河南郾城野战医院的中校把一本发黄的笔记本塞进护士怀里，只留下一句“替我烧了吧”，随后便咽了气。护士无意中翻开扉页，署名写着“何涤宙”三个字。院里没人听过这个名字，可就在延安档案处，这个名字早被划上了粗粗的问号——两年前他还是红军大学教务部主任，再往前，他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入党的“长征功臣”。

时钟拨回到1936年5月20日，陕北瓦窑堡窑洞里灯火通明。中央常委开会决定创办红军大学，林彪挂帅校长，毛主席兼任政委。名单念到“何涤宙”时，很多人愣了一下：这不是三年前被俘的国民党少校吗？毛主席点头，“长征走下来的，都算自己人”。一句话把黄埔四期工兵营长推到教务主管的位置。

追溯更早，1933年2月第四次反“围剿”，朱老总在乐安、黄陂一线设伏，国民党第五十二师中了埋伏，全师覆没。师里一个少校营长靠着工兵技能顽强活口，他就是何涤宙。俘虏刚押进根据地，他就嚷着要看《红军攻守战术讲义》，这股认真劲儿让监管的老红军直撇嘴：“这小子像是来借书的。”

长征途中，乌江天险摆在面前。1935年元旦凌晨，军委干部团工兵连忙成一团。水急船无，桥材皆空，没人敢拍板。耿飚急了，瞪着穿旧军服的“专家”低声吼：“非得过去！”何涤宙摸着胡茬，半晌蹦出一句，“石笼竹篓，十字木桩，再拼一次。”竹篓填石沉底作锚，浮桥在炮火里成了。七天后中央纵队全部渡江，遵义会议才有了安全的幕后条件。这一桥，后来被萧劲光写进回忆录：“要不是何教员，我们都要游过去。”

到达陕北后，红军大学在保安县窑洞里挂牌。何涤宙教苏军《工兵野战条例》，上课爱把粉笔往桌上一丢，“上海虹口公园炸弹是谁放的？”学员回不过神他就一笑：“要活学活用，别背条文。”这些土到掉渣又透着俏皮的课堂，让一群刚走完两万五千里的战士第一次感到“上课也能这么有劲”。

同年夏天，《两万五千里》征稿。何涤宙递交《遵义十日》，视角全是普通伙夫、卫生员的对话，没有一句高调口号。文字清爽，情节接地气，甚至描写战士“烤苕皮、煮糠壳”都细致入微。审稿的徐梦秋感叹：“比一些政论稿耐看得多。”

然而1937年9月，他突然向中央申请“赴武汉治疟疾”。批准电报签发仅三天，他就从延安杨家岭出发。谁也没料到，这一走再无音讯。几年后萧劲光回忆：“到武汉后，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不辞而别。”一句话让本来模糊的身影更添离奇。

抗战正酣，组织部专门派人查找；重庆、长沙、桂林都跑遍了，仍旧空手而回。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浙江临海县档案馆整理旧卷，忽然发现一份国民党暂编第二师伤亡名册：参谋长何涤宙，1942年5月因病殁于河南郾城。时间、姓名、军衔全吻合，只是已换了立场。档案封底有两行铅笔小字：“入伍1926，曾为中共军官，来历不详。”至此，谜底露出一角，却远未完整。

为什么脱队？坊间有三种推测：一说身体实在撑不住，回南方求医顺势被旧识拉回国军；二说黄埔同窗感情深，他想促成统战，只是时局险恶，计划半途搁浅；三说受不了延安清贫，另谋生路。哪种更接近真相，没有硬核证据。能确认的，只有他没有参与任何针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也未留下反共言论。

从工程兵技师到“特殊党员”，再到国军参谋长，十五年里他横跨了三条政治轨道。1935年他架桥救急，1942年病逝荒郊，37年人生戛然而止，像被剪掉的胶片。若没有那本发黄的笔记，也许历史书里不会出现他的姓氏。就连他自己，大概也没想过会以这种方式被后人反复提起。

战争年代故事多如星辰，何涤宙的去向只是其中最孤立的一颗。尘封的档案会继续解锁，但有些人和事，可能永远只剩一个剪影，提醒后来的读者：硝烟之后，选择与命运交织，留下的从不是简单的黑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