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保套贷案件的刑法定性路径探析——以双重被害人的认定为核心

本文作者：张德山

在司法实践中，以欺骗手段诱使他人提供担保，进而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套取贷款的案件频发，此类案件因行为结构复杂，在定性上存在较大争议，导致裁判标准不一。典型如刘某案：刘某刻意隐瞒自身资不抵债的真实状况，以“贷款后双方共同使用”为诱饵，欺骗孙某以自有不动产为其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最终成功骗取银行贷款3000万元，却违背承诺将全部款项用于偿债及挥霍。贷款到期后，孙某作为担保人向银行代偿200万元，剩余款项至今未清偿。对于此类“骗取担保+套取贷款”的复合行为，司法机关的处理意见差异显著：部分法院仅认定前一欺骗担保行为构成诈骗犯罪，后一贷款行为无罪；部分法院则相反，仅追究后一贷款诈骗行为的刑事责任；还有法院认为两行为构成牵连关系，从一重罪论处；另有观点主张两罪并罚。刑法理论界也围绕“被害人究竟是谁”展开激烈争辩：一派认为金融机构是唯一被害人，行为人构成贷款诈骗罪；另一派则提出，担保人应为实际被害人，行为应定性为合同诈骗罪。事实上，此类案件的定性症结在于被害人范围的界定——究竟是金融机构、担保人单独受害，还是二者均属被害人？这一问题直接决定了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何种罪名，以及应适用一罪还是数罪的处断规则。唯有厘清这一核心前提，才能破解定性困局，实现罪刑均衡。

其一，担保人属于明确的被害人，行为人诱骗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担保物权作为依附于债权的特殊财产权利，本质上属于财产性利益，而财产性利益纳入诈骗罪的保护对象已成为理论与实践共识。从比较法视角看，多数国家的判例与通说均将取得担保权、免除债务等纳入财产性利益的范畴；在我国刑法框架下，亦无任何理由将担保物权排除在财产性利益之外。从诈骗罪的构成逻辑审视：首先，行为人对担保人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如刘某以“共同使用贷款”的虚假承诺诱导孙某提供担保；其次，担保人因行为人的欺骗陷入认识错误，并基于该错误作出了处分财产的决定——将自有不动产设定为抵押物；再次，行为人通过该行为获取了核心利益，即免除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担保义务，这种“行为人免担义务”与“担保人承担义务”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对应关系，完全符合诈骗罪“素材同一性”的要求；最后，担保人的财产损失已然实际发生：一方面，担保人提供担保的核心目的（如孙某期望共同使用贷款）未能实现，依据实质的个别财产损失说，此种情形即构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担保的设立直接使担保人背负了潜在的还本付息债务，这种债务负担本身就是典型的财产损失。综上，行为人诱骗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其二，金融机构同样属于被害人，行为人套取贷款的后续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担保分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五种形式，但在贷款业务中，核心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与质押。结合民商法原理与司法实践分析，无论采用何种担保形式，都无法否定金融机构的被害人地位。在保证担保场景下，行为人隐瞒非法占有目的诱使他人提供保证，金融机构基于对“保证真实有效”的错误认知发放贷款，其资金损失直接由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引发，即便后续可向保证人追偿，也无法改变“金融机构先遭受损失”的客观事实；在抵押担保场景下，尽管抵押物所有权仍归担保人所有，但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核心依据是行为人提供的担保，而该担保系通过欺骗手段获取，行为人以欺骗所得担保申请贷款的行为本身即具有欺诈性，金融机构因该欺诈陷入认识错误并处分资金，损失已然形成；在质押担保场景下，即便行为人将骗取的质物转移给金融机构占有，构成对担保人的诈骗，但金融机构因发放贷款产生的资金损失，仍由行为人直接造成，不能以此否定贷款诈骗行为的成立。

从贷款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进一步拆解，后续套贷行为的犯罪属性清晰明确。第一，行为人对金融机构实施了欺骗行为：以通过欺诈手段获取的担保申请贷款，本质上是向金融机构隐瞒了“担保来源不合法”的核心事实，属于典型的诈骗行为；第二，金融机构相关人员产生了认识错误，误将“他人被欺骗提供的担保”视为“他人自愿提供的合法担保”，若知晓真相，必然不会发放贷款；第三，金融机构基于该认识错误处分了财产，即向行为人发放了贷款；第四，行为人实际取得了贷款资金；第五，行为人未按约定归还贷款，导致金融机构遭受资金损失。有观点提出，因担保真实有效，金融机构可通过行使担保权挽回损失，故不构成财产损失。该观点混淆了“损失成立”与“损失挽回”的逻辑关系——担保的功能是弥补已经发生的损失，而非否定损失的存在；且对损失的认定不应以“是否能挽回”为标准，而应立足于行为发生时的客观状态。同时，依据实质的个别财产损失说，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核心目的是获取利息收益，而非实现担保权，只要该核心目的未能实现，即应认定存在财产损失。

明确双重被害人的地位后，需进一步解决前、后两行为的处断问题。有学者提出，此类案件中行为人仅构成对担保人的（合同）诈骗罪，对金融机构的贷款行为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该观点存在诸多逻辑漏洞。首先，违背素材同一性原则：行为人获取的贷款来自金融机构，而担保来自担保人，二者来源不同、性质各异，不具有同一性，无法将贷款认定为“欺骗担保行为的后续延伸利益”；其次，混淆了犯罪既遂的认定时点：对担保人的诈骗，在担保设立时即已既遂；对金融机构的贷款诈骗，在行为人取得贷款时即已既遂，两个既遂行为相互独立，无法合并评价；再次，无法覆盖金融机构无法全额挽回损失的场景：如刘某案中，金融机构仅通过担保人挽回200万元损失，剩余2800万元损失未得到弥补，若不认定贷款诈骗罪，将导致金融机构的重大损失无法获得刑法评价；最后，难以应对共犯情形：若第三人在行为人骗取担保后参与套取贷款，不认定贷款诈骗罪，将无法对该第三人的共犯行为作出合理评价。此外，“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的成立需满足“未侵害新法益”或“无责任”的条件，而贷款诈骗行为不仅侵害了金融机构的财产权这一新法益，且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确的非法占有目的，完全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显然不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关于两行为的处断模式，笔者主张数罪并罚，主要理由是：行为人实施了两个独立的欺骗行为，分别侵害了担保人与金融机构的财产权，造成了两个独立的法益侵害结果，符合数罪并罚的基本要求。但结合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平衡需求，将两行为认定为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更为合理。从行为逻辑来看，行为人诱骗他人提供担保的前行为，其核心目的是为后续套取贷款创造条件，属于典型的“手段行为”；套取贷款的后行为则是行为人追求的“目的行为”，且在司法实践中，“骗保套贷”已形成较为固定的行为模式，手段与目的之间具有明显的类型性牵连关系，认定为牵连犯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牵连犯的认定并非否定两罪的成立，而是在定罪时明确行为人同时构成（合同）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在量刑时从一重罪处罚——这种处理方式既充分评价了行为人的全部犯罪行为，又避免了数罪并罚可能导致的量刑过重问题，实现了定罪与量刑的有机统一。

综上，“骗保套贷”案件中，担保人与金融机构均属被害人，行为人诱骗担保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套取贷款的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基于两行为之间的类型性牵连关系，以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的处断模式更为合理。这一认定路径既厘清了司法实践中的定性分歧，完整评价了行为人的法益侵害行为，又兼顾了量刑平衡的需求，能够为此类案件的公正裁判提供清晰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充分发挥刑法保护金融秩序与财产权利的双重功能。

张德山，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京都食药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法学会会员，担任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听证员，二十年律师执业经验，荣获“京都优秀律师”荣誉，办理过大量无罪、不起诉（包含起诉后又撤诉）、免予刑事处罚、缓刑的刑事案件。专职从事刑事辩护、刑事控告业务，专注研究诈骗类刑事案件。有多年办理、参与银行、保险相关案件的办案经验。专业领域：刑事辩护与刑事控告，专注于诈骗类犯罪案件的研究,主要包括普通诈骗、合同诈骗、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卡诈骗、保险诈骗、贷款诈骗、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凭证诈骗、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骗取出口退税、电信诈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