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周总理的得力干将，曾任外贸部部长，活了91岁

1973年初，北京的寒风裹着积雪穿过西长安街。国务院小礼堂里，周恩来翻完一摞材料后，只留下一句简短的指示：“李强可以顶上。”那年外贸部被各种诘难围困，外界称它“卖国部”，不少干部都有畏难情绪。66岁的李强就这样走进了风口浪尖。

消息传到外贸部，人们心里犯嘀咕：年近古稀的人能扭转局面？可眼前这个瘦高的江苏常熟人，脚步又快又稳，他只说了一句话：“账先算清，再决定往哪儿冲。”语气平平，却像定海神针。很快，周边各司室挂出一张张表格，进出口资金流向、合同履约风险、远洋船期——繁杂却有条理。

镜头往回拉。1925年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一声枪响，鲜血溅在石库门墙角。20岁的李强正准备去东华大学上课，报童举着号外狂喊，街面沸腾。民族危机感一头撞进他胸口，他丢下书包挤进游行队伍，从此再没回到安静的课堂。

一年后，党组织把一张印着“秘密爆破科”字样的小纸条递给他。任务：仿制炸药，支援北伐军攻打武昌。李强懂点化学，却没配方，他翻遍僻静的旧书摊，拆开美商留下的说明书，生生凑出所需比例。9月的汉口江面炮声连天，李强试制的炸药在长江对岸响起，给突破城墙撕开豁口。彼时的他还不知道，动手能力这件事，日后会成为救命符。

1928年盛夏，周恩来在上海石库门里屋拍了拍他的肩：“电台，是党中央的眼睛和耳朵。你来试试。”李强从没摸过收发报机，英语倒是一把好手。于是他穿梭于海宁路、四川路的外文书店，一本本抱回美国《无线电实验》丛刊，边翻边拆旧收音机。十四个月后，第一部自制短波电台在石库门阁楼里发出“嘀嘀嗒嗒”，延安顺利收报。地下交通线多了一条隐秘通道。

上海滩暗流汹涌。1931年春，军委特科得到情报：某叛徒打算刺探顾顺章。李强夹着豆腐皮、别着小手枪守在巷口。对方露面，他一只手捂住嘴，一只手扣动扳机，干净利落，没有多余话。行走刀锋的年月，他被同行叫作“冷面书生”。

顾顺章最终还是叛变。为了避开大搜捕，李强化名“曾培洪”远赴莫斯科。学术圈里，他把心思仍放在无线电，写出《发信菱形天线》论文，苏联《电讯》杂志在显要位置刊发，还专门用俄文标注了“Li-Qiang-Formula”。可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火把他从实验室拉回战场。

1938年初，他已是八路军军工局副局长，和王诤、滕代远蹲在延河边捣鼓车床。延安厂房简陋，机器响动像敲鼓，李强反复调校模具，4月，第一批“无名式”七九步枪组装完毕。没多久，兵工厂又产出四万余枚手榴弹，被前线指战员喊作“延安土雷”，炸声不够响，却够稳准狠。

1944年秋，陕甘宁边区表彰大会上，毛泽东摇笔写下“坚持到底”四个字递给李强。毛主席问他家中情况，他只回答一句：“都在后方，都好。”光影闪过，军工人退回黑油麻花的机床阵。

解放战争进入尾声，1948年李强受命在西柏坡架设大功率广播台。寒冬夜里，沥青地面冻得发脆，他带人搬铜线、调灯泡。3月23日那天，毛主席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电波从石家庄一路跳到津浦线，随后铺满华东平原。技术是冷的，可那夜电台屋檐滴水都带热。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零二分，天安门城楼响起那句宣告，话筒下方埋着李强亲自校准的功放管。又过两个月，莫斯科冬雪厚到脚踝，他跟随代表团签下《中苏邮电协定》。饭桌上，毛主席半开玩笑：“你要不要改行做贸易？”李强放下伏特加，笑答：“只要国家需要，都行。”

1952年，他成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兼驻苏商务参赞。做生意要眼光，也要胆识。十里洋场的股市经历帮了他大忙。彼时新中国急需工业设备，他揣着账本直奔莫斯科谈判，“进口设备，出口初级产品，利润得翻个倍。”后来，他又跑东欧、跑东南亚，手上合同摞起一尺高。1975年李先念见到他，说了句：“三十多亿美元，你们干得不赖。”李强只是点头，没多话。

有意思的是，他对技术依旧痴迷。部里开会，别人拿铅笔，他握计算尺；会议散了，办公室灯常亮到半夜，桌上摊着最新国际市场行情和无线电波段图。身边年轻人私下打趣：“咱们李老，左手算盘右手天线。”

1981年春，他卸任外贸部长，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出门仍背小帆布包，一半文件，一半仪器。常有人劝他多休息，他摆摆手：“忙惯了，停不下来。”1996年9月29日，李强在北京医院静静合上双眼，享年九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