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与江青同桌就餐，席间对着红烧肉意有所指道：也不能总吃它

1965年2月的一个傍晚，北京迎来了入春后的第一场小雨。中央某次内部汇演结束后，一桌不算正式却也规格不低的工作餐临时摆在中南海招待所。王建安刚坐下，侍者就端来一盘色泽油亮的红烧肉。旁边的江青随手把盘子推到桌中央。空气里飘着酱香，几位工作人员低头动筷，没人先开口。王建安把筷子在手里转了转，突然指向那盘肉：“这么肥，天天吃，迟早腻味。”只这一句，江青抬眼望他，片刻后笑了笑，没回话。席间沉默大约五秒钟，才有笑声响起。第二天，几卷内部电影胶片便被送到王建安办公室。有意思的是，这顿饭后来被不少人提起，却极少人注意到它只是一场偶遇，并非事前铺排。

之所以敢当面说“不好天天吃”，是因为王建安向来不怕犯忌。早在1930年代，他在胶东打游击时就以直脾气出名。谁要是把假情况往上报，他一句“改不改”顶回去，对方脸就挂不住。那股不管不顾的硬劲，一路延续到解放战争后期。1948年夏天，豫东战役刚结束，他正忙着收拢部队，在开封喝了半碗玉米面稀粥，就接到电报：毛主席要见。夜车赶到西柏坡，一脚踏进小平房，地图摊在桌上，济南两个字被红色箭头重重圈住。主席抽着旱烟说：“济南城墙不低，但心墙更高，你去配合许世友打掉它。”王建安当场立正：“没二话。”

从西柏坡南下，王建安一路琢磨攻城细节，却没空顾及流言——外界说他和许世友“水火不容”。等到华野指挥部两人照面，真刀真枪的仗就摆在眼前，谁还计较旧账？对酒时，许世友把两瓶高粱往桌上一放，“老王，济南之后再较高低。”王建安端起碗，一口闷，“行，先破城后算账。”八天后，济南城头红旗招展。那次速决让西柏坡彻夜灯火，电报一封接一封。也正是那次，王建安在缴获的战利品中挑出一支左轮手枪，锁进皮箱。很多年后，手枪躺进了军事博物馆展柜，标签上写着“济南市政府旧址缴获”。

战场硝烟散去，王建安被调往沈阳、济南、福州三大军区当副司令。有人以为他会收敛脾气，结果并没。1959年夏查部队时，他不提前打招呼，直接跑到某团仓库。仓库墙上贴着“余粮充足”四个大字，打开储粮袋却是半袋碎玉米。他拔下标语纸，回头问警卫：“这也叫充足？”警卫苦笑——那天晚上，团里检讨写到凌晨两点。

1965年的那盘红烧肉之后，王建安又跑去某样板戏原型地做调查，实况与汇报差距大得离谱。身边人劝他“悠着点”，他摆手回应：“假材料就是坑战士。”调查报告递上去，果然触了霉头。十年里，他被边缘了好一阵。1977年复出，直接进了中央纪检，仍旧老法子——先看现场，再下结论。

1978年4月，他清晨六点站在北方某连营门口，等起床号。汽笛声刚落，他步行进营区，先钻猪圈。饲养员愣了一下，随口抱怨：“规定死板，猪不够数，只能到隔壁借。”这一句被记进笔记本。中午座谈时，他让营以上干部都出去，战士端着搪瓷碗坐成一排，气氛像家常饭桌。回京后，调研报告直陈：养猪应付检查，训练打折扣，“伤在平时，血在战场”。文件送达军委，几个月内，多处部队调整后勤制度。

王建安对排场格外反感。一次下老部队，本想吃口家常饭，桌上却摆出三荤三素外加两瓶酒。他站着没坐，指着菜说：“按规定，超标了。”主官尝试劝一句“下不为例”，话没说完就被堵回来：“规定不是商量。撤了。”菜被抬走，只剩白菜炖粉条，席间倒也其乐融融。

进入古稀，他不肯让子女调回北京。组织上打过招呼，夫人牛玉清也侧面劝过，换来的只是句“子女不是私产”。他和老伴住在普通楼房，家具简单得像新兵宿舍。1980年7月25日清晨，王建安因病去世。家里执行遗愿：不搞追悼会，不收花圈，不进八宝山，骨灰运回河南老家撒在庄稼地。消息直到一个月后才零星传开，几位老战友连夜找电话核实，才确信这位脾气倔的老兵真的走了。

王建安没留下豪言，却留下了清晰的尺子：事情是真是假，看得见；规矩守不守，行得端。那些年被他戳破的“遮羞布”，从仓库到舞台，不计其数。如今在军事博物馆里，那支缴获的左轮静静陈列，讲述的仍是同一句话——真打才能真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