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力压阮玲玉夺得“电影皇后”的胡蝶，面容大气，身材极好

1946年初夏，上海愚园路一家咖啡馆里，几位戏报记者围坐在一起，谈论刚刚复刊的《明星周刊》。一位老记者感慨道：“阮玲玉走后影坛只剩一人能镇场——胡蝶。”短短一句，把众人思绪拉回十三年前那场轰动全国的评选。

1933年春，南京国民政府筹备“电影皇后”全民投票，票箱被摆进电影院、茶楼、报馆。从上海到北平，男女老少像选议员一样写下心中名字。最终，胡蝶以二万多张选票夺魁，阮玲玉名列第三，那一年胡蝶二十五岁。有人说她赢在外形，眉眼大气，肩背挺阔，站在人群里自带光芒；也有人坚持，赢的是气度和城府。

这份气度并非天生。1908年3月，胡蝶出生在北京东直门外一间铁路宿舍，乳名宝娟。父亲胡少贡任京奉铁路技工，工作调动频繁，女儿也跟着搬迁：北京、奉天、天津，车厢即课堂，站台作游乐场。她看惯车夫、商贩、兵痞，模仿口音手势得心应手，为日后的角色储备了活素材。

16岁那年，黑白幕布里的《劳工之爱情》在上海一票难求，宝娟挤进放映厅，灯暗瞬间心被银幕抓住。顾不上父母安排的女中学业，她报名中华电影学校。2000名女生争20个名额，考官布景前来回打量，她却因一个没写完的艺名犯愁。窗外一只斑斓凤蝶掠过，她顺手写下“胡蝶”，转瞬考官喊：“下一位胡蝶！”这声呼唤，从此成了中国电影史不可割舍的注脚。

拍摄前期，她不过在《战功》等影片里跑龙套。为了拿到更多机会，她跟道具师练摔跤动作，跟舞蹈老师学探戈，甚至请上海滩口技名家教上海话、粤语、闽南话。第一次主演《秋扇怨》时，她用了三种方言区分角色身分，导演顾肯夫连夜给制片人打电话：“这姑娘能顶票房。”

天一公司迅速签下她，“一部八千元”的传闻在租界流传。片酬翻番并没让她停下。每晚九点，她在霞飞路租屋里对着镜子练表情：抬眉一厘米、嘴角收二分、再放松。多年以后，她提及那段日子只说一句：“当时没觉得苦，怕被淘汰才苦。”

评选“电影皇后”前夕，阮玲玉以《小玩意》《神女》攻下文艺青年，舆论断言“阮必胜”。胡蝶却借“选举”做公关：白天探访难民所，晚上参加电台义演，报纸连续一周刊出她的行踪。上海市民嘴上说看戏，其实票根就是选票。到投票日，胡蝶微笑来到思南公馆临时设立的票站，记者拍到她递入自己的一票。照片刊出，标题写道：“胡蝶选胡蝶。”舆论哗然，却也承认这是高明的自我营销。

夺冠后，她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姊妹花》《歌女红牡丹》接踵而来，每天进片场前杂志社、唱片公司、新式礼服店都在门外排队。经纪人劝她趁热打铁，“一年十二部不在话下”。胡蝶却另有主意——去北京学普通话。“京腔不合，声音浮，”梅兰芳给她挑错，她边鞠躬边应：“请先生再敲一遍边桌节拍，我跟。”梅兰芳点头：“悟性极好。”

事业如日中天，感情却一波三折。1926年与演员林雪怀订婚，仅半年告吹；1935年嫁给实业家潘有声，婚礼在徐家汇圣依纳爵堂举行，欧美记者守在门口抢拍花轿与白裙的同框。婚后本想淡出银幕，抗战爆发打乱计划。

1937年8月，淞沪战火逼近，日方希望借她拍宣传片。日本艺能部长和久田幸助送来机票与合同，胡蝶笑答：“对不起，我已有身孕。”其实那时她尚未受孕，只为给自己争取逃离窗口。夜色掩护下，夫妻从杨树浦码头登上英轮赴香港。临行前，把全部家当装进三十只皮箱托友人杨慧敏南运。遗憾的是，皮箱途中失踪。

巨额损失惊动军统局长戴笠，他拍胸脯保证：“三天找回。”结果不但箱子未见，胡蝶反被强留峨嵋里公馆。关于那段黑暗经历，她从不肯详述，仅对闺蜜叹息：“世道险，留点命就好。”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胡蝶才彻底摆脱阴影，与家人团聚上海。

战后市场萧条，她客串了两部影片便彻底息影。1950年代移居香港，改名胡明华，偶尔主持晚会，更多时间陪双生女儿。1989年4月23日，胡蝶在香港离世，终年八十一岁。讣告刊于《大公报》，标题温婉：昔日影后，今朝蝴蝶归去。

她这一生，从火车站月台走进摄影棚，又从镁光灯退回日常烟火。为何能压倒阮玲玉？答案在观众心里：一种扎根泥土又昂首云端的从容，恰好契合旧时代对“女明星”四个字的全部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