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丁玲被外国记者问到对毛主席有什么看法，她是如何回答的

1979年2月的一个清晨，北京还裹着残雪。阔别京城二十余年的丁玲提着一只旧旅行箱，踩着吱呀作响的木地板，重新迈进中国作协的大门。有人迎上来低声打招呼，她抬头笑了笑：“又回来写文章喽。”这一句轻描淡写，却仿佛把从北大荒到北京的三千里风霜都抖落在地。

回忆拉回到1936年11月22日。那一天，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张灯结彩，一个名为“中国文艺协会”的新组织宣告成立。毛泽东把主任一职交给刚到陕北不到十天的丁玲，并半认真半玩笑地问：“还想干点别的吗？”丁玲脱口而出：“想跟前线部队走一走。”毛泽东随即吩咐：“那就同杨尚昆一道去吧。”第二天，她背着小书包就跟上了部队。短短几周，她走完了过去几年无法想象的战地路，也收到了那份后来传为佳话的电报诗《临江仙》：“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丁玲继续往返根据地采访写作。1940年春，某些同志对她早年在南京被囚的经历提出质疑，毛泽东在审查结论上亲笔写下“对党忠诚”六个字，为她打了定心针。遗憾的是，不到两年，延安整风开始，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文章被指“个人主义”。她主动检讨，最终得以保留党籍，但内心阴影自此挥之不去。

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位曾在保安草窑洞里写小说的女作家走进了人民代表大会礼堂。可是好景不长，1955年肃反，她被当作“胡风集团主要成员”批判，下放陕西农场。又过两年，“右派”帽子扣下，地点换成了嫩江岸边的北大荒。零下三十度，寒风像鞭子一样抽脸，丁玲却坚持给农工夜校写板报，偷偷在废纸背面记下新小说的提纲。她对自己说：“总要留下点东西。”

时间快进到1978年末。拨乱反正的春风吹到文化领域，丁玲得到“平反”通知。当年那张纸条——“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被正式认定为在严刑威逼下的文字伪证。中央组织部提出恢复名誉、恢复党籍。隔着话筒，她听见批件宣读完毕，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话：“我还是党员，真好。”

不久，《光明日报》约她撰写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又拿起笔，却先写下一篇小序，记下自己对延安往事的怀念。那年她已经77岁，血压时常飙高，朋友劝她多休息，她摆摆手：“写字比吃药顶用。”

就在这一阶段，一位西欧通讯社记者专程来华采访。对方关心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您如何评价毛主席？”提问那一刻，屋里静得只剩钟表嘀嗒。丁玲端起茶碗，杯盖轻磕杯沿，发出“咔哒”一声脆响。她抬眼答道：“毛主席对我，可谓既严格又温暖，简单一句——‘待我不薄’。”记者追问细节，她笑而不语，沉吟片刻又补充一句，“如果没有他当年的信任，我在北大荒也许就撑不下去了。”

这句话并非客套。1960年初，农场分配棉衣紧张，丁玲因血循环不好，险些冻伤双脚。有关部门把情况电报北京，周恩来亲自批示“照顾丁玲同志”。据知情者回忆，这份批示最终源头是毛泽东的口头询问：“丁玲身体怎样？”虽未直接署名，却解了燃眉之急。

将时间线拨回更早。1933年夏，丁玲在上海左联任宣传部长，地下活动频繁。一次会议后她随口感慨：“若有朝一日能到红军队伍里去就好了。”同行的冯雪峰打趣：“你可别把写小说的手冻僵。”谁料三年后，“文小姐”真的走进陇东前线。她从战壕里写下的速写稿，后来成为《夜行货车》《牛玉琴》等作品的雏形，记录了普通红军的柴火味与枪油味。

毛泽东对她的文学价值极为看重。陕北时期，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两条口号，都请丁玲帮忙撰写普及稿。1937年2月，《大众文艺》创刊号在延安印刷，毛泽东亲自审定目录，还为刊物题字。头条就是丁玲的报告文学《陕北高原》。

然而，文艺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1950年代初，丁玲兼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为创作歌剧本忙得脚不沾地，却在“思想改造”浪潮中被批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评会上她说了句大白话：“改造要紧，但人得先活着。”这句夹杂情绪的实话让她备受争议，也种下后来受处分的种子。

拉回到77岁那年。面对外国记者，丁玲“毛主席对我很不错”的回答，背后并非简单个人感情，而是贯穿半生的复杂交集：电报诗的赞扬、延安整风的磨砺、肃反危急中的关照、北大荒极寒中的一件棉衣。几条线索交织，才构成她对领袖的最终评价。

198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列入世界文学经典译介名单，瑞典文学社来函祝贺。朋友戏称她“又红又专”。她一笑置之：“专，是指我写农民；红，是指心里还有那面旗。”此后，她着手修订《杜晚香》，计划写成三部曲。写到高潮处，她常常凌晨两点还不肯停笔。1986年3月4日凌晨，丁玲因心衰辞世，桌上墨迹未干。护士整理遗物时，在抽屉里发现一张折好的便笺，只写八个字：“烽火诗篇，余生尽付。”

丁玲一生，把文学当武器，也把文学当归宿。早年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因叛逆出名，中年的《三八节有感》因坦率被批，晚年的《杜晚香》又一次写农民写土地。无论外界风向如何，她始终留住了最初那股劲——用笔说明中国的苦难与希望。正如她在答复外国记者后私下嘀咕的一句：“我是拿笔的兵，兵服从指挥，笔也得服从。”一句话，道出她对毛泽东、对革命、对文学的多重情感，也给这位波折跌宕的女作家画上了朴素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