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陈永贵病逝，人们不知追悼会规格，邓小平：按副总理来举行

一九八六年三月的清晨，北京城还带着料峭春寒。北京医院的病房里，七十二岁的陈永贵靠在枕头上，神色已显疲惫。窗外乍暖还寒的风拂过柳梢，他的目光却似乎越过了窗棂，回到了千里之外的晋东南那片熟悉的黄土地。就在这一天凌晨，他走完了坎坷又亮丽的一生。

消息传开，昔阳大寨瞬间沉入寂静。村口的石碾还在吱呀作响，老乡们却不知如何议论：永贵书记走了，国家会给他什么样的告别？官方的级别早已撤去，可他毕竟在国务院挂过副总理的牌子。众说纷纭之间，北京方面也一度举棋不定。

就在犹豫之际，邓小平做出干脆指示：“按副总理来办。”短短一句，尘埃落定。对老百姓来说，这话听着透亮；对彼时的组织部门而言，这简直是打消顾虑的定海神针。四月初，八宝山礼堂花圈成河，黑纱招展，规格不低于任何一位离任副总理。

追本溯源，陈永贵的影响力靠的不是官职，而是大寨那面红旗。时间拨回一九五二年，大寨刚刚成立互助组，沟壑纵横，瘠土难耕。陈永贵咬着牙号召“自己动手，修田造地”。山坡上炸石、挑土、垒坝，汗水几乎成了山涧的另一条小溪。有意思的是，当年他只识几个大字，却把“集体化”三字挂在嘴边，直接说服社员把零散地块并做梯田。

一九六四年三月，毛泽东南下途经邯郸，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将大寨的变化绘声绘色地汇报。毛泽东听得兴致渐高，提笔写下“陈永贵”三字，再抬头问：“他识字不识字？”得到“扫盲后能读报”的答复，主席哈哈一笑，“山沟里出了庄稼专家！”当天车厢里一阵轻快的掌声，这段插曲后来被多位随行人员写进回忆录。

“参加生产，领导生产。”陈永贵的口头禅，从此被中央文件引用。那一年年底，他被请进人民大会堂，与王进喜、钱学森同桌。毛泽东生日宴上，主席夹起剁椒鱼头递给他：“五十而知天命，你搞出一个大寨，旗子得扛稳。”晚宴只三桌，算不上奢华，却把劳模捧到了最高殿堂。陈永贵当晚几次抹汗，连筷子都拿得发抖。

光环带来更大舞台。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周恩来把他叫到西花厅。“人民政府副总理，你要挑。”周总理语气不容推辞。陈永贵立刻摇头：“我爹没让我多读书，怕误事。”周恩来笑了，“李闯王打北京也没读过几本书，关键是为老百姓。你代表农民。”一句玩笑话，让这位山里汉子最终点头。

入驻钓鱼台三号楼后，他最头疼的是文件。秘书回忆，有一天凌晨两点，陈永贵仍在灯下翻阅材料，急得搓手直嘀咕：“庄稼人拿镢头比拿笔顺当。”于是他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三三制”：一年三分之一蹲点大寨，三分之一下基层调研，剩下三分之一在京办事。毛泽东深夜批示：“钓鱼台无鱼可钓，请政治局议。”就这样，自成章法的工作节奏获得批准，成为中央一个特别案例。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永贵自请“能上能下”，表达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愿望。当时改革议程繁重，组织上并未立即同意。直到一九八○年九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他才正式卸任。离开钓鱼台，他谢绝豪车，住进木樨地普通干部楼。那时有人打趣：“老陈你名气这么大，怎住这小屋？”他只笑着说，“屋再大种不了粮，没劲。”

晚年以东郊农场顾问身份度日，清晨照例五点起床，拎着铲子到温室里松土，场里青年见了直喊“陈顾问”。一九八五年秋，咳嗽不止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病房里，他对昔日同事沙哑地说：“我死也得回大寨。”随后向妻子交代子女教育，“要走正道。”这几句话，现场护士听得红了眼圈。

临终前几天，他忽然告诉守护人员：“毛主席托梦让我去另一个地方干活。”声音轻，却带着憧憬。三月二十六日凌晨，呼吸停在脉搏之后。邓小平接报，第一反应是询问追悼会级别。组织部门拿不准，毕竟陈永贵已不在任，相应待遇并无先例。邓小平沉思片刻，挥手道：“照副总理办。”语调平稳，却透出对老同事的厚道。

四月四日，骨灰盒被护送回昔阳。山坡上新挖的墓穴旁，锣鼓没有敲响，老乡们只是低声啜泣。孙女抱着遗像，儿子端着骨灰，一步三停。有人哭喊：“永贵啊，咱又见面咧。”田野风大，纸钱乱飞，像飘扬的白鸽。骨灰埋入土时，大寨老书记的传奇故事也留在这一片翻过无数次的黄土地。

值得一提的是，十余年后，大寨梯田仍在使用，那些石砌水渠依旧引水灌溉。老乡们闲聊到当年的修田往事，常感慨“那股拼劲换来现在的好日子”。对于陈永贵的评价，外界有褒有贬，可在他最熟悉的村口，人们记住的还是那句朴素口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或许这就是他留下的最厚重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