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赴粤任职，毛主席特地嘱咐：不许向此人寻仇，他对党有大恩

1949年夏末，距北平开国大典只剩一个多月，华北夜里仍可听到远方零落的炮声。就在八月初，中央向刚刚结束平津战役的叶剑英发出一纸新的任命——赴粤就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并兼任广东军区司令员、政委。广州尚在国民党手中，倒计时已经开始，所有人都在忙着南下前的最后准备。

动身前的那天黄昏，毛泽东把叶剑英叫到怀仁堂。两人谈了半夜，战略方针、筹粮筹款、接管金融……无一不谈。临近散席，毛泽东突然转了话锋：“老总，到了广州，先去拜访莫雄同志。他是老朋友，曾救过红军的命，对党有大功。记住，任何人不得向他报当年的‘冤仇’。”听到“莫雄”二字，叶剑英愣了一下，往昔的记忆刹那涌回。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枪声骤起。时任起义军副总指挥的叶剑英指挥部队巷战三昼夜，最终寡不敌众，被迫化装突围。追剿起义者的粤军里，就有时任旅长的莫雄。那场生死相搏，成为叶剑英胸口久藏的一块伤疤。可眼下，最高统帅却要他放下旧怨。他沉默片刻，干脆利落地回答：“遵命。”

要理解毛泽东这句“对党有大恩”，得把时间拨回到1934年秋天。彼时第五次反“围剿”进入胶着，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集机密作战会议，拟定所谓“铁桶计划”，意在合围中央苏区，务求一击而毙。参会人员中，就有时任江西德安剿共司令的莫雄。

会议结束当夜，大雨滂沱。莫雄回驻地后，仍觉山间凉意森森，却顾不得休息。他将手中机密地图摊开，向左右手项与年、刘哑佛压低嗓音：“若不尽快送到对岸，红军要完。”这句短促的交代，由此改变了中共历史的走向。

项与年立即自毁四颗门牙，披破衣，脚踏草鞋，冒着密布的封锁穿行赣闽边界。九月下旬，他在瑞金见到周恩来、李克农。情报展开，标注着敌军重兵方向的红线宛如绞索。周恩来只说了一句：“时间不多了。”随后，中革军委拍板：提前突围。十月，长征正式拉开大幕，比原计划整整提前半月。

稍加推演就能明白这半月意味着什么。湘江一役，红军仍付出惨重代价，如果再迟半月，中央红军极可能被困庐山、赣北，后果不堪设想。换言之，莫雄这一次“泄密”替红军赢得了生死分野，也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火种。

然而命悬一线的不止红军。蒋介石一旦察觉机密流失，首先要找的人便是莫雄。幸运的是，项与年等人没有留下蛛丝马迹，莫雄因此逃过追查。多年后他回忆此事，仍心有余悸：“那晚真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

抗战爆发后，国共携手。莫雄率部编入第十二集团军，副司令是我党地下党员黄桐华。台儿庄、南昌会战都能见到这支部队的番号。私下里，莫雄通过黄桐华与延安保持书信往来，继续提供情报和方便。

1947年，国共重新兵戎相见。国民党保密局顺藤摸瓜，发现莫雄与中共的隐秘联络，立案密查。无奈之下，他只能赴香港避风头。香港街头车水马龙，莫雄却日夜惦念故乡。他的好友高语罕劝道：“老莫，你就安生歇歇吧。”对方摆摆手，“等风向一变，我还得回粤。”

机会很快到来。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叶剑英甫一进城便让通信员送出一封亲笔信，落款只有三个大字：叶剑英。信中寥寥几句：“昔日之事，烟消云散；请速返穗，共商建设。”这封信漂洋过海到达香港薄扶林，莫雄看罢，拎起旧皮箱，当天夜里的轮船就向白云山的方向驶去。

归来后，莫雄被任命为省参事室副主任，随后进入省政协。对他来说，这些职务高低已不重要，更珍贵的是组织给予的信任。一九五一年春，他去北京开会，叶剑英在中南海招待所见到他，两人握手，沉默良久。叶剑英轻声道：“主席的话，我记在心里。”莫雄点头，只说了句：“我明白。”

有意思的是，许多新到广东的干部并不了解隐情，只见莫雄履历上写着“镇压广州起义”，于是有人提议将其列入“反革命嫌疑”。李克农闻讯，立即通过华南分局打了电话，才将名册撤下。此事在内部传开后，干部们对莫雄刮目相看。

1955年授衔那天，叶剑英佩戴上元帅肩章，旧部前来祝贺。酒至微醺，他忽然提起莫雄：“广东能有今天，他那一份功劳，可别忘了。”座中将校俱默然点头。有位年轻团长低声嘀咕：“原来如此。”一句“原来如此”，概括了历史的隐秘细节，也点破了恩怨背后复杂的民族命运。

1980年5月，莫雄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八十九岁。讣告寥言，却加了一句“曾对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算是迟来的注脚。多年后，广东省档案馆向外公布当年那封“铁桶计划”手抄件，纸张已经泛黄，字迹依稀可辨，右下角用毛笔小字写着“莫雄、项与年递”。

历史的回声不会消失，只是有时需要透过尘封文件才能听到。九十年前雨夜里那场孤胆传情报的冒险，如今看似轻描淡写，却在1934年的秋风里改写了千里行军的方向；而1949年毛泽东的一句“不可寻仇”，又让个人恩怨让位于山河大局。这条线索，连接着南唐古道，也连接着新中国初年重建的脚步，见证了两个老军人从对立到携手的罕见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