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周总理宴请溥仪，指着家乡米饭问：不知合不合‘皇上’的口味

一九六一年腊月二十九，北平的冷风在紫禁城旧墙上盘旋。东交民巷里一盏盏宫灯次第点亮，灯影摇晃间，刚刚获释不久的溥仪被汽车送进国务院小礼堂。外头沉沉夜色里，远处天安门城楼的红光却像一簇炭火，把新旧中国分得分外清晰。

宴会桌不大，却坐满了熟面孔：周总理与邓颖超并肩而坐，旁席是溥杰、载涛、韫颖、韫娴，连刚满月的小外孙也被抱来讨喜气。餐具素雅，菜色亦非山珍海味，却透着北方年的热气——白面饺子、炖鸭、几道冬菜，再配一盘紫糯米饭。周总理举箸挑了两粒晶亮的紫米，对面笑问：“合口味吗？”溥仪端碗轻声答：“很好。”短短对话，化开满桌拘谨。

饭局之所以难得，不仅因席间人物身份特殊，更因这顿饺子背后的十六年曲折：从帝制余绪到人民共和国，从战犯到公民，几乎浓缩了半部近现代史。溥仪在此夜里回望来路，心境之变，才是这桌年夜饭的意味所在。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年三十九岁的溥仪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昔日“满洲国执政”的幻景倏忽破灭。彼时外界以为等着他的必是绳之以法，而延安发出的却是“妥善保护”电令。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意图很明确：对人施以改造，对历史留条生路。战争刚刚结束，阶级与民族、复仇与宽恕，在这一纸命令里暂时有了新的平衡。

一九五零年夏天，装载着一百多名日本与伪军战犯的列车缓缓驶入抚顺。溥仪下车时环顾站台，脸色惨白；他等来的并非刑场，而是一座被称作“学校”“医院”的管理所。这里每天清晨出操、午间学习、傍晚自省，铁窗背后既有监管也有医护，早已是新中国“改造人”的试验场。

同年，毛主席在长春临走前特意考察伪满皇宫。满殿陈设尚在，却空荡无比；他淡淡一句“历史翻页了”，随行人员至今记得。接下来数年，溥仪在抚顺最珍惜的时刻，是收到家书：周总理批示的开口信让他与亲人恢复往来，这对曾被迫割裂一切的末代皇帝而言，无异于新生。

五九年国庆前夕，北京忙于十周年大典。就在彩车与礼炮齐备的同时，中南海里却有人在为“特赦战犯”拟名单。毛主席提出“先赦皇帝”，一句“共产党有这个气魄”，定下了基调。十二月四日清晨，抚顺俱乐部布置一新，横幅标着“特赦大会”。当“爱新觉罗·溥仪”五字从最高法代表口中念出，许多人才明白，这场政治实验走进了下一幕。

重返京城的溥仪，生活具体又琐碎：落脚何处、衣食医药、工作去向，桩桩件件全落到总理案头。周总理三次召见，问得最勤的是“今后想干什么”。溥仪嘴笨，先说“想当医生”，惹得总理失笑：“你改药方行，真给人治病要出乱子。”最后拍板：去植物园，从学徒做起，既锻炼体魄，也能远离政治漩涡。那一年，溥仪四十四岁。

时间推到一九六一年除夕。三次邀宴，周总理每次都特意把家人喊来，铺就一条心理通道：让昔日的帝王明白，他已是普通公民。席间，载涛仍拘谨地斜坐椅侧，周总理摆手让他与侄儿平座；韫娴初愈，约好了进城工作；溥杰刚获释，满眼新奇却又惴惴——一家人终于坐在同一张桌子前，这在清室史册里都是第一次。

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对溥仪的“严慈相济”并非个人情怀，而是建国后处置旧势力的一种制度尝试。特赦、就业、政治监督，这一整套流程后来用在数批战犯、特务、地主身上。对新政权而言，宽与严的度不好拿捏，溥仪成了最引人注目的样本，一举一动都被放大揣摩。然而正因如此，饭桌上的一句“紫糯米”便带着政治温度——用生活化方式告诉他，你已不必跪，也无需怕。

六二年初，毛主席在中南海设小型家宴。章士钊回忆，主席先卖关子：“他可是咱们的顶头上司。”众人愕然之间，溥仪被领进屋。主人笑意盎然，拉他到座次中。期间评价《我的前半生》：“像忏悔录，别把自己写得太坏，历史造成的责任要分清。”溥仪听后如释重负。那顿饭后，他把合影摆在床头，一直到生命终点。

一九六四年春节，主席又叮嘱章士钊暗中资助溥仪，被婉拒。溥仪在植物园每月一百八十元工资，已能自给。此举虽未成，却足见国家最高领导层对其生活的持续关注。改造，不是口头词，而是从饭桌、从口袋里一点点落实。

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医院里弥漫碘酒味。溥仪腹痛难忍，呼吸短促；临终仍低声嘱咐弟弟想再见两位恩人。愿望未能实现。十月十七日凌晨，心电图成直线，六十一岁的人生戛然而止。周总理闻讯，立即派人吊唁，并就骨灰安放提供三种方案。家属最终选了八宝山人民公墓——这份尊重与平等，恰是他后半生想要的归宿。

回看这场纵贯二十余年的政治与人性演变，一位末代帝王从苏联囚徒到新中国公民，其间既有国家制度的设计，也有毛主席、周总理亲力亲为的细处关怀。那盘紫糯米饭不过寻常，却见证了一个阶级跨越的完成，更折射出新政权胸襟与自信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