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主席与招待员张和吉谈话：春节到了，往家寄了多少钱

1954年11月的一阵寒风钻进中南海勤政殿东侧的小院，张和吉缩着脖子守在值班室门口。夜色浓得像墨，他却不敢阖眼——昨晚主席办公到凌晨三点才休息，招待组必须随时待命。

这个十九岁的山东小伙子参军不足四年，却已经历了几次岗位调动。最初在中央警卫师二团部警卫排，当过步哨，当过电话员。成绩好，胆子也大，上级把他送进中央公安干部学院深造。1952年秋结业时，他年仅十七岁，就被分配进中南海警卫处招待组。朋友羡慕，他自己却清楚：离主席越近，规矩越多，心里的弦就得绷得越紧。

第一次面对毛主席是在颐年堂。门突然推开，伟岸的身影出现，张和吉本能地立正敬礼。主席打量半晌，笑着说一句湖南口音略重的话：“莫紧张嘛！”那句轻松的提醒，让满脸绷得通红的小兵一下子缓过劲来。从那以后，只要见到主席，他都尽量保持自然，唯独心跳还是止不住加速。

1954年7月北戴河会议之前，招待组提前到海边布置场地。潮湿的值班室天花板上嵌着一个硕大的蓄水池，水汽顺墙渗下。主席抵达当天，随手摸了摸被褥，又摸墙壁，问：“墙怎么出汗？”张和吉如实汇报。夜里，他正往草席上铺毯子，电话忽然打来：领导让他们换到干燥房间，说是主席担心年轻人落下风湿。那刻，几名战士抬着行李箱，心里比海风更暖。

第二天一早，海浪拍岸像急鼓。张和吉劝主席稍事休息再下水，被一句“不到大风大浪锻炼不了筋骨”怼了回来。主席大笑着挽袖，下一刻已扑进浪花。卫士们照规矩不能离得太近，只能远远盯着。一米多高的浪头滚来，主席俯身，浪过，再抬头，动作稳得像老渔民。四十分钟后，他踩着海水回到岸边，扭头朝张和吉招手：“水不错，你也该练练。”那天张和吉没敢下，倒学会了一手“划火车”点火柴的巧劲。

1955年春，主席的稿费盖成了紫光阁旁边的室内游泳池。池子第一次注水，招待组五人整齐列队等候。主席问：“怎么不上？”张和吉眨眼，半玩笑半认真：“主人的池子，主人先剪彩。”主席哈哈大笑，转身扑通跳下水，水花溅到众人裤脚。几秒后，他抬头嚷一句：“都下！”大家这才鱼贯而入。

泳池旁设了一间小办公室。张和吉提议在里头摆张折叠木板床，用屏风挡住，好让主席累了就躺一会儿。木床搬进来那天，主席摸摸板条，说话放缓：“想得周到，年轻人有心喽。”短短一句，鼓励比奖章还亮。

12月初一个午后，主席游完泳，坐在躺椅上甩水。张和吉替他按摩肩背，屋里只有游水声淌进排水沟的细响。主席突然开口：“读书不读书？”

“读过机关中学，初二。”

“半瓶子醋可响，当心别只剩响声。”语气带笑，却句句敲脑门。

话锋一转，主席问：“快过年了，往家寄多少钱？”

“寄了五十。”

“娘花儿子一分钱，心甜十成。别忘娘。”说完，主席眯眼仰靠椅背，像在回味什么。极短的问答，却让招待员记了大半辈子。

那一年，张和吉19岁，毛主席62岁。一个刚褪稚气的排级军人，一个领航共和国的大国领袖，话题却落到“娘的甜”上。许多后来者提起主席对基层关心，总觉得宏大叙事才能显高度；张和吉更记得的是这句再朴素不过的“别忘娘”。

春节前夕，张和吉将额外的津贴换成新票，夹在家信里。母亲回信不多，只说“钱收到了，你好就好”，落款却端正工整。多年以后，张和吉在回忆录里感慨：若不是那天的提醒，自己也许会把全部补贴添进储蓄折，而不是寄回村里。那50元，在当时足够一家人买下两头小牛。

1956—1960年间，张和吉继续在中南海工作。熄灯后，他常听到主席屋里传来翻书声。失眠的首长摸黑踱步，门开一条缝，脚尖探路，怕惊醒门口横七竖八睡着的卫士。有次值班兵睡得正香，等发现主席不见了，吓得满院子找。主席回来才知，他不忍心喊醒大家，用手势让卫士别出声，自己迈着极小的步子走出去。第二天早餐，主席装作无事人般拿起豆浆，对值班兵说：“年轻人睡得香，好事。”

1961年秋，组织决定让张和吉转业。手续办完那晚，他绕着紫光阁走了两圈，眼圈发红却不敢叫苦，只把口哨吹得很低。两年后，他返京探亲，站在中南海门口，远远望到老柏树下那扇朱漆大门，心口像被重物压着，久久没迈步。

1988年秋，他再次来首都，第一站直奔毛主席纪念堂。水泥台阶冷硬，他摸着栏杆慢慢上行。大厅里的水晶棺静静发亮，他抬手敬礼，肩膀颤抖。外头阳光正好，他却觉得仿佛又回到1955年的池边，听见那句亲切的问话：“春节到了，往家寄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