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阎锡山这一生，半生鞍马定三晋，一世权谋立阎家，在民国军阀混战的乱世中，硬生生守住了山西这块“独立王国”，活成了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枭雄之一。
世人多知他精通权术、深谙中庸之道，既能在蒋、汪、共三方之间周旋自如，一句“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道尽乱世生存智慧，也能在乱世中推行山西新政、整顿吏治、兴办实业，让贫瘠的三晋大地在战火中得以喘息。
但是，少有人知道，这位铁血军阀的身后，藏着一段满是遗憾与纠葛的父子情缘，那份枭雄的父爱亲情，到最后还是没能抵得过伦理的桎梏、人心的隔阂与时代的洪流。
右后为四子，左后为五子
阎锡山与二夫人徐兰森共育有五子，长子阎志恭、三子阎志信皆薄命，民国五年、十一年相继降生，却都没能熬过周岁大关，一岁左右便相继夭折。
彼时的阎锡山，已是手握山西军政大权的一方诸侯，千军万马在前未曾动容，朝堂权谋交锋未曾示弱，可面对襁褓中幼子的离世，终究难忍老泪纵横。
那份初为人父的欢喜尚未温存，便被刺骨的失子之痛狠狠碾碎，也让他此后对存活的次子阎志宽、四子阎志敏、五子阎志惠愈发谨慎疼惜，他立下严苛家规强化家庭伦理秩序，要求子女称原配徐竹青为“妈”、生母徐兰森为“姨妈”，既为巩固徐竹青的正室地位，也为祈求这份血脉能得以安稳延续，只是这份小心翼翼的父爱，最后还是落得个至亲殊途的结局。
1949年，兵败如山倒的阎锡山，带着一身疲惫与不甘，告别了他经营半生的三晋大地，退守台湾。
彼时的他，早已没了当年“山西王”的威风，沦为孤岛之上的边缘政客，蒋介石虽表面给予他“总统府资政”的虚职，实则对他百般提防、处处排挤，不许他涉足军政核心，不许他联络旧部势力，只许他在阳明山种能洞闭门蛰伏。
那座坐落于阳明山半山腰的居所，简陋得难以想象，没有府邸的恢弘气派，没有侍卫的层层簇拥，只有几间青砖瓦房，一扇破旧木门，院里种着几株青菜，屋里摆着一张旧木桌、一把藤椅，皆是从大陆辗转带来的旧物。
阎锡山晚年隐居于此，每日清晨起身研墨写日记，午后静坐沉思，深夜伏案撰写《三百年后之中国》、《大同之路》，身边虽有几位忠心旧部相随、寥寥侍从护卫，却唯独少了至亲子女的陪伴。
那份高处的孤寂，那份寄人篱下的憋屈，远比战场的厮杀、权谋的交锋更令人煎熬。
世人传言，阎锡山的几个儿子混得一塌糊涂，个个落魄潦倒，与他的关系更是势同水火、形同陌路，这份传言半真半假，唯有拨开史料的迷雾，翻阅阎锡山遗留的日记、阎家后人的访谈实录，才能看清这份父子羁绊的真相——他的儿子们并不是一概而论的“落魄”，父子关系也绝非清一色的“交恶”，他们之间是一场交织着疼爱与疏离、包容与决裂、遗憾与释然的人生悲歌，是一段镌刻着时代印记的豪门离散史。
次子阎志宽，是阎锡山存活诸子中最早离世的一个，也是他倾注了诸多怜惜与牵挂的一个。
生于1919年的阎志宽，自幼便身患癫痫，这种病症在当年尚无根治之法，发作时口吐白沫、浑身抽搐，痛苦不堪，让这位阎家二公子一生都未能摆脱孱弱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