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怪,1950年的第一个国庆节,全北京城都洋溢着一股子新生的高兴劲儿,唯独中南海颐年堂里,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外头是震耳欲聋的礼炮和漫天炸开的烟花,里头却只有电报机嘀嘀嗒嗒的催命声。
每一声,都像是从鸭绿江边直接敲在在座各位的心尖上。
麦克阿瑟那伙人已经疯了,大摇大摆地跨过了三八线,兵锋直指咱们的家门口。
朝鲜顶不住了,急电一封接一封地发过来,字里行间全是求救。
这哪是邻居家着火,这分明是火星子已经崩到自家屋檐上了。
等天安门广场上最后一撮烟花的亮光熄灭,毛泽东掐灭了手里的烟,开门见山,一句话就把屋里所有人的瞌睡虫都吓跑了:“我看,现在不是考虑出兵不出兵,是马上就得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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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咱们先定两件事,什么时候去?
谁带队去?”
话音一落,屋里更静了。
跟谁打?
跟美国人打。
那可是当时世界上头号强国,钢铁产量是咱们的一百多倍。
这仗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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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去打?
这担子,沉得像座山,压在了每个人的心头。
谁来当这个挂帅的,成了摆在桌面上最要命的一道题。
一号人选,一声叹息
大伙儿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名字,是粟裕。
这可不是瞎想。
解放战争那几年,粟裕的名头实在是太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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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那是何等规模的大决战,毛泽东直接拍板:“战役指挥,交给粟裕。”
他脑子里的战局推演,比最精密的地图还准,人送外号“常胜将军”。
让他去指挥这场保家卫国的立国之战,在所有人看来,都是板上钉钉的事。
命令很快就通过他的老搭档,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传到了正在青岛养病的粟裕耳朵里。
这位一辈子没打过什么败仗的将军,一听要跟美国人掰手腕,浑身的血都热了。
能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再打一仗,是他梦寐以求的事。
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他的身体彻底撂了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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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半辈子仗,身上留下的旧伤新病一块儿找上了门。
高血压让他天旋地转,肠胃病疼得他直不起腰,最要命的是那个叫“美尼尔氏综合征”的怪病,一发作起来,人连站都站不稳,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晃。
别说上战场指挥几十万大军了,就是看张地图,字都晃成一团。
他不是没想过硬撑着去。
可病情一天比一天重,医生的话说得很死,再这么折腾下去,人就废了。
万般无奈之下,粟裕只能亲手写了一封信给毛泽呈,一五一十地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请求中央另外派人。
这封信,每一个字都透着一个军人无法上阵杀敌的巨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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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收到信,马上回电让他安心养病,字里行间满是关切。
就这样,第一位帅才,还没出征,就倒在了病榻上,留下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另一个战场,另一场硬仗
就在中央为挂帅人选发愁的时候,还有一位将帅也主动请缨,他就是陈毅。
这位能写诗能打仗的儒将,一听前线告急,也是坐不住了,直接跟中央表示,他愿意去。
可他的请求,毛泽东没批。
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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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陈毅当时守着的地方,同样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只不过,那里的战场上没有炮火,只有人心和钞票的较量。
这个地方,就是上海。
那时候的上海,是全国的钱袋子。
国民党跑路的时候,把金库都搬空了,留下一个物价飞上天、投机倒把横行的烂摊子。
当时国外报纸都等着看笑话,说共产党打仗是满分,管经济恐怕得交白卷。
这话虽然难听,但也是实情。
上海的工厂要是停了工,全国的经济就得瘫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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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住上海,就是稳住全国的大后方。
陈毅这个市长,干的活儿一点不比打仗轻松。
他面对的“敌人”,是那些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的金融投机商。
为了把虚高的物价打下来,陈毅领着大家打了一场载入史册的“米棉之战”。
他从全国各地调集大米和棉纱,在投机商把价格炒到最高点的时候,猛地一下全抛向市场。
那些前一天还做着发财梦的投机贩子,一夜之间赔得血本无归。
靠着这种雷霆手段,陈毅硬是把上海这个曾经冒险家的乐园,变成了人民安居乐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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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然没能去朝鲜的雪地里指挥战斗,但他在上海滩稳住了经济,保障了后方,让前线的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
他守住的,是新中国的经济命脉,功劳同样大如天。
临危受命,横刀立马
粟裕病倒了,另一位被寄予厚望的将领,代号“101”的林彪,也提出了不同看法。
他从纯军事角度分析,觉得咱们的武器装备跟美军差得太远,贸然出兵风险太大,胜算不高。
他也提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不适合指挥这样的大规模异国作战。
这一下,挂帅的人选彻底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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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争论不休。
毛泽东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朝鲜的战况可不等人,再拖下去,黄花菜都凉了。
就在这僵局之中,一个人的形象,清晰地浮现在毛泽东的脑海里。
这个人,就是正在西北主持工作的彭德怀。
毛泽东想起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想起了这个湖南老乡的脾气。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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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硬骨头,是个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知道“退”字怎么写的猛将。
他脾气是火爆,但打起仗来,那是没得说。
越是硬仗、恶仗,他打得越来劲。
更重要的是,他敢于负责,敢在最危险的时候把担子挑起来。
在一次决定性的会议上,当大家还在犹豫时,毛泽东一锤定音:“我看,现在情况万分火急,林彪同志身体有病,去不了,那就让彭德怀同志去!
我的意见,他去最合适!”
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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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指针,在这一刻,终于准确地落在了彭德怀的身上。
接到命令的彭德怀,二话不说,从西安直飞北京。
在会议上,听完情况介绍,他只说了一句:“打就打嘛,大不了就是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
就这样,他接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帅印,头也不回地奔赴了那个冰天雪地、炮火连天的战场。
有些事,回头看,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彭德怀的刚猛果决,正是当时迎战强敌最需要的品质。
而那些没能去成的人,也用自己的方式,在各自的位置上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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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陈毅和粟裕吧,“陈不离粟,粟不离陈”,这不仅仅是一句顺口溜,更是他俩一辈子友情的见证。
解放战争时,陈毅当政委,粟裕当司令,一个拍板,一个操盘,两人搭档得天衣无缝。
到了和平年代,这份情谊更显得金贵。
1958年,粟裕因为所谓的“教条主义”挨了批,日子很难过,很多人都躲着他走。
可后来,轮到陈毅在“二月逆流”中挨整,有人在会上逼着粟裕站出来“揭发”陈毅的“问题”,粟裕顶着天大的压力,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他用这种沉默,守住了老战友最后的尊严。
1972年,陈毅病重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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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上,粟裕来了,站在人群里,老泪纵横。
他亲耳听到毛泽东握着陈毅夫人张茜的手说:“陈毅同志,是立了大功劳的,这个结论,历史已经作了。”
这话,不光是说给陈毅的,也像是为那一代人的风雨沉浮,画上了一个句号。
无论是跨过鸭绿江的彭德怀,还是坐镇上海的陈毅,抑或是在病床上扼腕长叹的粟裕,他们都在自己的战场上,为这个国家拼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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