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演过50多次周总理，却被人说长得不像

1975年秋天，在大连话剧团的一间排练厅里，一个名叫孙维民的演员，正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走路、转身和微笑。有人从门口路过，扔下一句半玩笑的话：“你呀，长得一点也不像周总理。”他愣了几秒，笑了笑，没有回嘴，又低头继续推敲动作。谁也没想到，此后几十年，他会在荧屏上演了50多次周恩来，却始终绕不开那句评价——“不像”。

那一年，距离周恩来逝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全国还沉浸在悲痛之中。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逝世，这位为新中国建设操劳一生的政坛巨人离开后，哀恸之声从北到南，从机关到乡村，几乎无处不在。很多人都说，从那一天起，再也看不到那张温和又坚定的面孔了。

有意思的是，没过多久，“再也看不到”的感慨，很快在银幕上找到了另一种寄托。镜头里的那个人不是周恩来，却要努力让观众相信——他“就是”周恩来。难度可想而知。

有观众说：这哪里是在演戏，这是在替千千万万普通人，重新看一眼他们心里的总理。

一、从王铁成到刘劲：周总理走进银幕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领袖形象在荧幕上极为严肃，能出现在故事片里的，更是屈指可数。真正意义上在大银幕上塑造周恩来形象，要从1978年说起。

这一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河奔流》上映，故事背景放在抗日战争时期，讲的是共产党人领导黄泛区人民对抗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历。片中出现了周恩来，这在当时的观众眼里，并不是一个普通人物，而是一种特殊的情感寄托。

扮演周恩来的，是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王铁成。他本身气质沉稳，举止温文尔雅，戴上眼镜，换上中山装，配合化妆之后，很多观众在电影院里忍不住握紧座椅扶手——那种熟悉感一下就涌了上来。有人边看边抹眼泪，心里只剩一句话：“太像了。”

后来王铁成又在《李四光》《西安事变》《金陵之夜》等影片中多次出演周恩来。他出场时的神态、说话时的分寸，甚至抬手、点头的小动作，都刻意克制张扬，追求的是“像”，更是“准”。在那个录像资料还不算丰富的年代，要想抓住人物神韵，靠的是一点一点揣摩，一点一点琢磨。

在拍摄电影《周恩来》时，有一场戏是病重的周总理走进人民大会堂。镜头里的王铁成，身形微微佝偻，步伐缓慢却仍旧稳健，脸色明显苍白，却仍维持着周到礼貌的微笑。现场参与拍摄的群众演员，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进大厅，忍不住自发鼓掌，有人悄悄抹泪，那一刻已经分不清是在看一场戏，还是在送一个人。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视机走进更多家庭，荧屏上的周恩来形象也逐渐多起来。1996年，电视剧《遵义会议》播出，一个新面孔出现在观众视野中——刘劲。他在剧中演长征时期的周恩来，不少观众注意到，他的眉眼和嘴角，隐约有几分相似，尤其是低头沉思的镜头，甚至让人心头一震。

刘劲很快成为“特型演员”队伍中的重要一员。从青年周恩来，到中年周恩来，他在多部作品中接连出演。1999年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中，他已经36岁，却挑战出演中年时期的总理形象，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是责任，也是压力。

为了更贴近周恩来，他做过一些外人听起来有些“较真”的事。比如注意到周总理耳垂偏长，他就每天用手轻轻拉扯自己的耳垂，希望能够在外形上再靠近一点。时间久了，效果很难量化，但那种认真劲儿，却让同剧组的人都看在眼里。有时候大家打趣他，他也只是笑笑，不做辩解。

值得一提的是，那几年在荧屏上成名的“领袖特型演员”，几乎都是成双成对地被记住。扮演毛泽东的唐国强，和演周恩来的刘劲，经常搭档出现在同一部作品里面，渐渐在观众心中形成某种固定组合，观众一看见两人同框，就知道剧情来到了关键时刻。

在观众印象中，王铁成、刘劲这样外形接近、神态逼真的演员，似乎更“够格”演周恩来。正因为如此，后来有一个演员站上舞台时，从一开始就被打了一个不小的问号——这人既不特别像，又不特别年轻，到底行不行？

二、1955年的孩子，怎么走到“周恩来”身边

这个被质疑的人，就是孙维民。

1955年，新中国成立六周年前夕，他出生在东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兄妹五人，他排在老三。家中规矩很多，吃饭时要等长辈动筷子，孩子才可以动；在外面闹了矛盾，哪怕吃了亏，回家父亲也不会简单偏袒儿子，而是先问一句：“是不是你哪做得不对？”来客人时，孩子必须起身招呼，话不多，却要礼貌得体。

这种从小形成的家风，看起来普通，往深里想，却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准则有几分相近。成年以后，很多熟悉他的人回忆，说他身上那种安静、克制、讲规矩的劲儿，很像人们印象里的周总理。

1968年，铁道兵文工团在全国范围内招收文艺兵。那时他还十几岁，正是精力充沛的年纪，因为小时候学过舞蹈，有一定基础，他顺利通过考试，成为文工团的一员。训练生活谈不上轻松，每天排练、上课、演出，几乎没什么闲暇，但他倒是适应得很好，不急不躁，一步一步打底子。

1975年，他从部队转业，进入大连话剧团，开始接触专业话剧演出。舞台上的角色种类繁多，他也演过革命烈士、基层干部等人物，其中就包括彭雪枫这样的将领形象。不过那时候，他还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频繁与“周恩来”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转折出现在1989年。那一年，大连话剧团准备排演一部名为《使命》的话剧，其中有周总理的角色。团里安排了三个候选人：A角是外请的专业演员，经验丰富；B角是团里的老前辈，舞台功底扎实；孙维民，只能排在C角的位置。

他自己也明白这个排序意味着什么，心里没抱多大指望。但说不在乎，那是假的。听到有机会接触周恩来这个角色，他私下对同事说了一句：“能有机会排练都觉得值。”眼里明显亮了几分。

从那之后，他开始翻看能找到的资料，听录音，看影像，对着镜子揣摩说话的语气和停顿。他知道王铁成、黄凯等前辈已经把人物塑造得很出色，所以不敢照搬，只能先从基本动作一点点练起。排练厅里灯光暗下来，他还常常一个人站在那儿走位，反复练习。

他心里也明白一个现实：A角、B角都在，轮到自己登台的可能性很小。可他没有停下。晚上别人散场回家，他还会自己再对一遍台词。那种状态，有点像是在为一个“很可能轮不到自己”的机会做准备，难免带着几分忐忑，也带着一股闷劲。

真正的机会来得很突然。一次合成排练前，剧团接到通知，原定的A角专业演员临时有事来不了；紧接着，B角那位老前辈因为身体不适住院。团长愣了一下，转头冲孙维民说：“你走一遍试试。”

那一刻，他只“嗯”了一声，心跳却明显加快。好在这些日子没白练，站上排练场，他很快进入状态，将台词、身段全部串起来。团长看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缓缓点头：“没想到，行啊，那明天就你。”

第二天晚上，他第一次以“周恩来”的形象出现在话剧舞台上。灯光打下来，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肩膀有些僵硬，手势也不够自然，可整场演出下来，观众的反应还不错，谢幕时掌声很热烈。那是他与“周总理”的第一次正面“相遇”。

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一“相遇”，会延续几十年。

三、“不像”的质疑，是怎么一点点扛下来的

舞台上的第一次尝试之后，影视圈很快注意到这个能稳住场子的演员。1995年，电视剧《七战七捷》开拍，讲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七次战役的过程，孙维民在片中第一次以周恩来形象出现在电视画面里。那一年，他已经四十岁，算不上年轻。

接下来的几年，他陆续在《少奇同志》《大进军：席卷大西南》《陈云在1949》等剧中饰演周恩来，戏份多起来，关注度也跟着上来。正是在这个阶段，各种评价也伴随而至。

有观众直截了当地说：“和王铁成、刘劲比，样子差得远。”还有人评价：“五官并不像啊。”这样的声音不算少，传到他耳朵里，肯定不好受。毕竟演员的脸，是躲不开的话题。

悄悄对照一下，他和周恩来在外形上确实存在差距。脸型、眼睛、鼻梁，都算不上“神似”。相比之下，他身上最接近周总理的反倒是两个浅浅的酒窝。周恩来笑起来时，面部线条柔和，酒窝略微显露，给人一种亲和又不好轻易冒犯的感觉。孙维民在镜头中笑起来，也有相似的痕迹，只是整体轮廓还是他自己。

面对这些争议，他没有公开辩解。有人在片场半开玩笑地问他：“老孙，你自己觉得像吗？”他反问了一句：“你觉得像不像？”对方愣了一下，说：“气质有点像。”他笑了笑：“那就往这方面多努力吧。”

从那时起，他更加注重“气质”的重塑。拍摄以建国初期为背景的作品时，他会仔细观察周总理在公开场合的举止——握手的力度，转头的速度，坐下时双手放置的位置；拍到新中国建设关键阶段时，他又重点琢磨周总理在会议上如何听汇报，如何插话，如何示意对方继续说。这些看上去都是小细节，却正是人物“神韵”的来源。

他接触的剧本越来越多，从建国前的统战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活动，再到晚年身体每况愈下仍坚持工作的情景，每一段都需要他调整状态。他自己说：“同一个人，不同阶段，心态完全不一样。”这话听上去很平实，做起来却挺难。

在电视剧《海棠依旧》中，他从建国初期的周总理，一直演到总理重病卧床。时间跨度近三十年，人物年龄、身体状态、心境变化都要表现出来。为此，他特意看了大量历史文献和纪录片，顺着时间线梳理周总理在各个阶段所面对的任务和压力。很多场戏拍完，他自己在一旁沉默很久，一时走不出情绪。

这一角色让他收获了更多关注，也为后续的创作打下基础。在《外交风云》中，他演的是在复杂国际局势中运筹帷幄的周恩来，最终凭借这个角色，获得“第29届华鼎奖中国当代题材电视剧最佳男演员”；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2》中，他又以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周总理形象，拿下“第29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这些荣誉，挂在他名字下面的同时，其实也映照着观众对周恩来那份不变的敬意。

即便如此，关于“像不像”的争论从未完全消失。有人坚持外貌第一，有人看重神态和气质，也有人干脆说：“只要能演出那种为国家操劳的劲儿，长得像不像倒是其次。”

有意思的是，他和周恩来之间，还有一个颇为巧合的“缘分”。众所周知，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生没有亲生子女，他们的养女是孙炳文与任锐的女儿，名叫孙维世。很多年里，周总理对这个女儿疼爱有加。恰巧，“孙维民”和“孙维世”这两个名字，看上去就像一个时代里相互呼应的两个剪影。有人提起这个巧合，他只是笑笑：“名字只是巧合，关键是在工作上不能丢人。”

从1995年到今天，他已经在大小屏幕上出演了50多次周恩来。数字背后，是一次次走上片场前的小心翼翼。他曾说过一句话：“自己只是个演员，够不上周总理那样的高度，只能在生活和工作里，尽量把差距缩小一点。”

说到“缩小差距”，他不是泛泛而谈，而是落在每天的细节上。《海棠依旧》里有一段，周总理因工作繁忙，总是走路很快，身边工作人员小跑着才能跟上。为了演好这个状态，他刻意调整自己的步伐和节奏。戏拍完后，这个习惯竟然延续到生活中，走在路上，他总是不自觉加快脚步。

久而久之，他开始意识到，一旦在观众心中与“周恩来”这个名字捆绑在一起，自己的一言一行就会被放大。有一次，他在公交车上让座给一位老人，老人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低声说了一句：“演周总理的演员，就该这样。”他听完后，只是点头笑笑。事后他对身边的人说：“越是这样，越不能出差错。”

拍戏时，他也常为一些细节较真。比如在片场吃盒饭，他看到有年轻演员吃两口就扔掉，心里就不舒服，脑海里浮现的是那些补丁累累的旧衣服，和节约粮食的要求。有一次，他忍不住走过去说：“孩子，你要是不饿，不吃也行，但别这么浪费。”语气不重，却带着认真。几次下来，大家也懂了他的“脾气”，慢慢开始自觉，浪费的情况明显少了。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他最鲜明的标签不是“孙维民”三个字，而是“周总理”。有人在街头认出他，直接叫：“总理好！”他往往先愣一下，然后赶紧摆手：“我只是演员。”这种错位感，说轻松，也不轻松。可他明白，这种认错背后，是观众对那位历史人物的深情。

四、他不只是“周恩来”：伟人角色背后的选择

虽然在观众心中，他和“周恩来”几乎画上等号，但翻开他的作品表，会发现他塑造的伟人形象远不止一个。

在影视作品《鲁迅与许广平》中，他出演的是鲁迅。胡子、眼镜、棉布长衫，形象和周总理完全不同。有人问他：“演鲁迅和演周总理，感觉一样吗？”他想了想，说：“不一样也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很直观。演周恩来，他有前辈演员的表演可以参考，还有大量的影像资料，讲话语速、语调高低，都有清晰的记录；到了鲁迅这里，能利用的主要是照片和文字描述，影像资料极少，很多细节需要根据资料进行合理想象。甚至连走路的姿态、说话时的眼神，他都只能从照片中的神情里推断，再结合鲁迅的性格来决定。

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些人都有强烈的爱国情怀，都在动荡年代里做出了艰难选择，内心有一团极其坚硬的火。演他们，不能只靠外形，需要把那种“硬度”表现出来，又不能演成一个“板着脸的符号”，分寸很重要。

除了周恩来和鲁迅，他还演过孙中山、廖仲恺、张学良、张治中等人物。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复杂的历史，也都带着不同的争议和评价。他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并没有刻意摆出“伟人”的架子，而是更多关注他们在具体事件中的选择，比如如何处理亲情与大义的矛盾，怎样在大局与个人之间取舍。

有媒体问他：“演了这么多伟人，会不会走到哪都不自觉端着？”他笑着回答：“端不住，生活里还是得做普通人。”这种回答看似轻松，实际上透露出一种刻意保持的距离感——演绎历史人物，是工作；如何做人，则是另一回事。他多次提到，自己只是“有幸在镜头前和他们相遇”，不能把这种“相遇”当成居高临下的资本。

几年下来，他对观众的期待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曾说过一句颇为直接的话：“人民群众需要高质量的精神食粮，好作品不够的时候，那些只靠脸吃饭的东西就会占地方。”这句话说得不客气，但多少戳中了现实。他希望演员不仅会演戏，更得有文化底子、有责任感，这样塑造出来的角色和作品，才不会在时间面前轻易褪色。

从1989年在话剧舞台上以C角的身份悄然登场，到1995年第一次在电视剧中演周恩来，再到此后几十年间在不同作品里反复塑造这一形象，孙维民始终在一个看似狭窄的领域里深挖。他绕不过“长得不像”的质疑，也没法改变观众对外形的直观判断，但他能做的，是在一次次表演中，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周恩来的形象，既可以是外貌的相似，也可以是气质和精神的传递。

屏幕上的他，只是把那种精神尽力呈现出来。至于像不像，最终还是要交给观众去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