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方志敏狱中米汤求救鲁迅,鲁迅无奈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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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人民日报》、《中央档案馆》相关史料、胡风回忆录、冯雪峰相关文献、《中国新闻网》等权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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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夏天,上海四川北路内山书店里弥漫着淡淡的纸墨香气。

这家由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经营的书店,已经成为上海知识分子聚集的重要场所。

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信件和包裹送到这里,其中不少是寄给经常光顾书店的文学家鲁迅的。

这天下午,内山完造像往常一样整理着当日收到的邮件。在一堆信件中,他发现有几封寄给鲁迅的信件显得格外奇特。

这些信封看起来普通,但当他小心打开其中一封时,发现里面装着几张完全没有任何字迹的白纸。

内山完造仔细检查了这些白纸,正面背面都空空如也,就像是有人故意寄了几张空白纸过来。

他感到十分困惑,因为类似的信件近期已经收到好几封,都是同样的情况。

按照多年来的经验,内山完造知道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许多看似寻常的物品都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内山完造将这些神秘的空白信纸小心收好,放在专门为鲁迅代收信件的抽屉里。

他没有意识到,这些看似平凡的白纸实际上承载着一位革命者在生命最后时光的重要托付。

它们从遥远的江西南昌监狱出发,经过了复杂而危险的传递链条,才最终抵达上海的这家小小书店……



【一】怀玉山上的最后战斗

1935年1月29日,农历腊月二十四,江西省德兴县怀玉山区。这个原本应该是家家户户准备过年的日子,却成为了一支红军部队的末日。

积雪覆盖的崇山峻岭中,枪声逐渐稀疏,一场持续数日的激烈战斗即将落下帷幕。

这支被国民党重兵包围的部队,正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十军团的残部。

在这支队伍的核心位置,一个身材不高但神情坚毅的中年男子正在指挥最后的抵抗,他就是方志敏——这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

方志敏,江西弋阳人,1899年8月21日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贫困家庭。

从小经历生活的艰辛,使他对劳苦大众的处境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同情。

1922年,23岁的方志敏在江西南昌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劳苦大众解放而奋斗的道路。

方志敏在革命事业中展现出了卓越的组织和军事才能。

他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者,曾经用仅有的"两条半枪"开始革命武装斗争,逐步建立起了重要的革命根据地。

他创建的根据地在管理制度、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创新举措,被称为"方志敏式"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34年11月初,方志敏接受了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他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负责率领部队向皖南浙西地区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这支部队共计9700余人,包括红十军团主力第十九师、第二十师和第二十一师。

然而,这次北上行动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国民党当局早已察觉到红军的行动意图,在皖南浙西地区部署了重兵进行围追堵截。

红军部队不仅要应对敌人的军事围剿,还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补给困难等问题。

12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安徽太平地区遭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

经过激烈战斗,部队损失惨重,被迫向江西方向转移。

进入1935年1月后,红军部队的处境变得更加严峻,弹药短缺,粮食断绝,伤病员增多,战斗力急剧下降。

1月中旬,红军部队退守到怀玉山区。这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同时也意味着退无可退。

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包围圈越缩越小,红军部队的活动空间日益狭窄。

在这种绝境之中,方志敏面临着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部队中的一些骨干人员,包括粟裕、刘英等,建议趁着包围圈尚未完全封闭,立即组织小股部队突围,保存革命火种。

这个建议是理智的,因为以当时的兵力对比,正面突围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但是,方志敏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决定让粟裕、刘英等人率领一部分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先行突围,而他自己则冒险返回包围圈内,试图组织和解救更多被困的战友和部队。

这个决定体现了方志敏作为一名革命者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但同时也将他自己置于了极度危险的境地。

1月27日至29日,怀玉山区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红军战士们在方志敏的率领下,利用山地地形顽强抵抗,但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抵抗终究难以持续。

29日上午,经过七天七夜没有进食,饥寒交迫的方志敏在组织最后一次突围时被国民党军队俘获。

被俘时的方志敏身上除了一支钢笔、一块手表和几件破旧衣物外,没有任何贵重物品。

国民党军队在他身上搜查,希望能够找到什么财物,结果一无所获。这个细节后来成为了方志敏《清贫》一文的重要素材。

【二】南昌监狱的铁窗生涯

1935年2月2日,天气阴沉,春寒料峭。方志敏被国民党军警从上饶押往南昌,这趟押解之路充满了屈辱和危险。

沿途中,国民党当局特意安排在一些城镇进行"示众",试图通过展示这位著名共产党俘虏来打击革命者的士气。

在上饶、鹰潭等地的"示众"过程中,方志敏始终保持着昂首挺胸的姿态,丝毫没有显示出屈服的迹象。

围观的群众中,有人认出了这位曾经在当地有很大影响的革命者,暗中对他表示敬意。这些情况让押解的国民党军警感到紧张,担心出现意外情况。

抵达南昌后,方志敏被囚禁在"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内。

这座监狱位于南昌市中心区域,建筑坚固,戒备森严,是国民党在江西地区关押重要政治犯和军事犯的主要场所。

蒋介石对待方志敏的策略经过了精心安排。

他将方志敏视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猎物",认为如果能够成功劝降这位在根据地建设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共产党重要人物,将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因此,蒋介石没有下令立即处决方志敏,而是制定了复杂的劝降计划。

为了便于进行劝降工作,军法处特意安排方志敏住进了所谓的"优待号"监房。

这种"优待"当然是相对的,监房的基本设施比普通牢房要好一些,有床铺、桌椅等物品,但依然是一间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牢房。

方志敏被戴上了沉重的脚镣,据记载重达十斤,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活动。

在监狱的最初几周,方志敏的情绪非常低落。作为一名职业革命者,他深知被俘意味着什么,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面临的处境。

在与同室的战友刘畴西、王如痴、曹仰山交流时,方志敏甚至表达了"以一死以谢党"的决心,几个人还商量好了临刑前要喊的革命口号。

然而,一个偶然的情况改变了方志敏的想法。

在一次与监狱管理人员的交谈中,方志敏了解到自己的案件卷宗上批着"缓办"二字。这意味着短时间内不会被处决,还有一段相对安全的时间。

这个消息让方志敏重新审视了自己在狱中的处境和可能发挥的作用。

他开始思考,既然还有时间,就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为革命事业做更多的工作。

虽然无法再用武器进行战斗,但可以用其他方式继续为革命服务。

经过深思熟虑,方志敏决定开始在狱中进行文字工作。他主动向监狱方面提出要求,希望能够提供笔墨纸张,让他进行一些写作活动。

这个要求出乎监狱管理人员的意料,但经过请示上级后,军法处同意了这个要求。

监狱方面可能认为,无论方志敏写什么内容,这些文稿都在他们的严密控制之下,不会对外产生任何影响。

而且,让犯人进行一些文字活动,有助于稳定其情绪,可能会为后续的劝降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

基于这种考虑,军法处不仅提供了纸笔,而且从不检查方志敏的写作内容,这为他的文字创作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三】狱中文字的力量

从1935年3月开始,方志敏在极其恶劣的监狱条件下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文字创作阶段。

这个阶段的写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是一名革命者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总结,更是他在面临死亡威胁时对革命理想的坚持和表达。

写作的环境极其艰苦。方志敏被关押的"优待号"虽然条件相对较好,但依然是一间阴暗潮湿的牢房。

脚上戴着的十斤重脚镣严重影响了他的行动,连简单的坐立都变得困难。

监房内光线昏暗,只有一扇小窗户能够透进微弱的自然光,大部分时间都要靠昏暗的油灯照明。

在这种条件下,方志敏展现出了惊人的创作能力和顽强意志。

他每天除了应付监狱的各种管制和偶尔进行的审讯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写作上。

有时候为了抢时间,他甚至通宵达旦地写作,完全不顾身体的疲劳。

3月中下旬,方志敏完成了他在狱中的第一篇重要作品《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这篇文章长达6万字,详细记录了他从参加革命开始到被俘入狱的整个革命历程。

在文章中,他回顾了自己在赣东北根据地的工作经历,总结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革命斗争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这篇文章不仅是方志敏个人革命经历的回顾,更是对中国农村革命经验的系统总结。

文章中详细描述了如何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如何建立苏维埃政权,如何组织农民武装,如何发展根据地经济等重要问题。这些内容对于当时的革命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月2日,方志敏完成了他最著名的作品《可爱的中国》。

这篇文章全文达1.6万字,以其深厚的爱国情怀和对祖国美好前景的憧憬,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在《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用饱含深情的语言描绘了祖国的美丽山河,表达了对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

他写道:"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这段文字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体现了一个革命者在生死关头依然保持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定信仰。

5月25日,方志敏又完成了1.3万字的《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

在这篇文章中,他以直面死亡的勇气,阐述了共产主义者的生死观和价值观。

他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6月9日,方志敏完成了1.2万字的《狱中纪实》,详细记录了自己在监狱中的生活和斗争情况。

除了这些长篇文章外,方志敏还撰写了《清贫》、《给党中央的信》等多篇重要作品。

在《清贫》一文中,方志敏回忆了被俘时的情景,描述了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干部的清廉品格。

他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共产党员廉洁自律教育的经典教材。

统计显示,方志敏在狱中的文稿总字数超过13万字,其中现存文稿13篇。

这个创作量在当时的监狱环境下是极其惊人的,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四】狱中的特殊友谊

在南昌监狱的特殊环境中,方志敏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坚定信念,与几位关键人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些人后来在他的文稿传递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方志敏的珍贵文稿很可能永远无法与外界见面。

第一位是胡逸民,在监狱中使用化名"永一"。

胡逸民的身份相当特殊,他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曾经在政府和军队中担任过重要职务。

早年攻读法律,后来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

1925年,他在北伐战争中跟随蒋介石,因为军功卓著而声名大振,曾经担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狱长等重要职务。

然而,胡逸民与蒋介石在政治理念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在如何处理国内政治问题方面,两人的观点越来越不一致。

这种分歧最终导致胡逸民多次被蒋介石投入监狱。1934年夏天,胡逸民第三次入狱,1935年2月初与方志敏在南昌监狱相遇。

最初,胡逸民接受了蒋介石的委托,试图劝说方志敏投降国民党。

蒋介石认为,胡逸民作为国民党的老资格人物,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可能会在劝降工作中发挥特殊作用。

但是,在与方志敏的接触过程中,胡逸民的想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通过多次长谈,他被这位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人格魅力深深感动。

方志敏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深切关怀,以及面对死亡威胁时表现出的从容不迫,都让胡逸民感到震撼。

在一次关键的谈话中,蒋介石派人要求胡逸民正式向方志敏提出劝降要求。

胡逸民将这个情况坦率地告诉了方志敏。方志敏的回答让胡逸民终生难忘:"老胡,投降那是大笑话。自从我被捕入狱以后,在这里实际观察的结果,更证明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是十分正确的。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这番话让胡逸民脱口而出地说道:"好样的,不是软骨头!"

从那以后,胡逸民不仅放弃了劝降的念头,反而成为了方志敏的朋友和支持者。

他后来回忆说:"我感到方志敏信仰坚定,胸怀广阔,是一个非凡的人才。狱中结识他,是我一生中不幸之大幸。"

第二位重要人物是高家骏(又名高易鹏),在监狱中担任文书工作。

高家骏是浙江永康人,年轻时家境贫寒,靠自学完成了基础教育。

为了谋生,他来到南昌参加军法处的文书考试,被录取为上士文书,主要负责监狱的文件整理和日常管理工作。

高家骏的工作性质使他有机会经常接触"优待号"的囚犯,因此与方志敏有了较多的交往机会。

起初,高家骏对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俘虏只是出于好奇,但随着接触的深入,他逐渐被方志敏的人格魅力所征服。

方志敏经常与高家骏谈论社会问题、人生理想等话题。

这些谈话让高家骏这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深受启发,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和价值观念。

方志敏的博学、睿智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都给高家骏留下了深刻印象。

逐渐地,高家骏从一个普通的监狱文书转变成了方志敏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他主动表示愿意为方志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包括帮助改善生活条件、传递信息等。

更重要的是,高家骏还将自己在杭州的女友程全昭介绍给了方志敏,为后来的文稿传递工作准备了重要的人员条件。

第三位关键人物是凌凤梧,担任看守所代理所长职务。

凌凤梧的情况比较复杂,他本来是监狱的管理人员,按理说应该严格执行监管制度。

但在与方志敏的接触中,他同样被这位共产党人的品格所感动。

凌凤梧最初接受了上级的"劝降"任务,试图通过改善方志敏的监押条件来软化他的态度。

但在实际接触中,凌凤梧发现方志敏是一个真正值得尊敬的人物。

他的学识渊博,谈吐优雅,品格高尚,完全不像宣传中描述的"土匪"形象。

受到方志敏人格魅力的感染,凌凤梧开始暗中为他提供一些帮助。

最重要的是,凌凤梧悄悄地将方志敏脚上十斤重的脚镣换成了四斤重的较轻型号,大大减轻了他的行动负担。

此外,凌凤梧还偷偷借给方志敏一些零用钱,用于购买纸张、墨水等写作用品。

凌凤梧的这些行为充满了风险,因为监狱内部管理严格,任何违规行为都可能受到严厉处罚。

后来,凌凤梧的行为被人告发,他以"通匪"的罪名被捕受审,遭受了严重的政治和人身迫害。

这三个人的帮助,为方志敏在狱中的写作和后来的文稿传递工作创造了必要条件。

没有胡逸民的友谊和支持,没有高家骏及其女友的勇敢承担,没有凌凤梧的暗中帮助,方志敏的珍贵文稿很可能永远无法传递到外界。

随着1935年6月的来临,方志敏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死亡阴影的逼近。

监狱内外的各种迹象都表明,国民党当局对他的耐心正在逐渐耗尽。

经过几个月的劝降工作毫无进展,各种威逼利诱手段都没有能够动摇他的革命信念,蒋介石显然已经失去了继续保留他性命的兴趣。

6月份以后,监狱内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一系列不利的情况接连发生,让方志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变得异常危险。

一方面,监狱管理变得更加严格,他与其他囚犯的接触受到了更多限制;另一方面,审讯的频率和强度都有所增加,审讯官员的态度也变得更加严厉。

在这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中,方志敏开始认真考虑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让自己呕心沥血创作的文稿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深知,仅仅完成写作还远远不够,必须想办法将这些珍贵的文字传递到外面的世界,让它们在革命事业中继续发挥作用。

经过反复思考和权衡,方志敏想到了一个人,一个他从未谋面但深深敬仰的文学巨匠。

这个人就是鲁迅。虽然两人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但方志敏相信,这位伟大的文学家一定能够理解一个革命者的心声,并且有能力将这些文稿安全传递给真正需要它们的人。

于是,方志敏做出了一个大胆而重要的决定,开始策划一场跨越生死的文稿传递行动。

然而,当这些珍贵的文字最终抵达鲁迅手中时,等待他们的却是一个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复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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