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斯诺最后一次访华，受到热情接待，毛主席：你这个人受骗啦

1944年8月，山城重庆的防空警报刚刚停歇，滇池路边的报馆里，一个高个子美国人合上笔记本，对同伴说：“战后我还要回到这里。”那人正是埃德加·斯诺。谁也没料到，二十六年后，他会以“老朋友”的身份踏进同一个国度，成为中美关系破冰的先声。

战事结束后，斯诺在纽约与伦敦辗转，多次为中国的抗战报道辩护；到五十年代，他因公开反对麦卡锡主义，被贴上“亲共”标签，稿源骤减，经济拮据。1960年夏天，北京发出邀请，希望借助这位老记者向西方释放讯号。在那次行程中，周恩来安排他住进东交民巷一处四合院，餐桌上多次出现家常徽菜，热气扑面，斯诺感叹“像回家一样”。他把这些见闻写进《大河彼岸》，让西方第一次系统读到新生共和国的样子。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尚未冷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6日成功爆炸。十五天后，斯诺抵京。周恩来亲自拿出两张蘑菇云照片递给他，轻声一句：“这是世界必须知道的事实。”斯诺心里清楚，照片若刊出，势必在华盛顿掀起风浪，但他还是照做了。瑞士报纸的头版在三天内被抢购一空，欧洲舆论第一次开始讨论“低估中国”的风险。

转眼进入七十年代，中国国内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西方媒体对“红色风暴”的渲染此起彼伏，斯诺却决定亲自求证。1970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人员收到毛主席签署的邀请函，“请斯诺夫妇来华观察”。周恩来同时给驻瑞士代办黄华写信：接待周到，但不必安排他们与林彪、江青接触，也暂不安排总理本人再度会见。黄华心里疑惑，却照办不误。

8月30日夜，斯诺夫妇的专机落地首都机场。贵宾室里没有隆重仪式，只有工作人员递上一杯淡茶。第二天清晨，《人民日报》一栏简讯报道“老朋友斯诺到京”，字数寥寥，却在国际通讯社里迅速被反复引用。接下来三个月，他走访了人民公社、机床厂、京郊果园，还在上海外滩与青年工人并肩看黄浦江夜景。一路所见，既有宣传口号喧闹，也有生产秩序井然，复杂得不似外媒描述的那般黑白分明。

10月1日上午，天安门广场彩旗飘扬。斯诺被引至城楼西侧，毛主席步履缓慢地迎上前，先伸手握住他的肩膀，随口问道：“美国那边，风大不大？”声音不高，却压住了城楼上的喧嚣。这种随意寒暄，恰是向华盛顿释放善意的暗号。阅兵结束后，毛主席让工作人员安排一次深谈，地点选在勤政殿旁的小书房，气氛轻松。

12月18日晚，这场谈话如约而至。关于节育的话题突然提起，斯诺说欧美妇女解放运动已把“生育自由”视为权利标志；毛主席轻轻摆手，笑声爽朗：“你这个人受骗啦。中国乡下，一个姑娘连生九个女儿，只盼一个儿子，她不是真的想要那么多孩子。”两人相视一笑，笔录中只留下短短一句对话，却比厚重文件更能说明差异与共识。

聊到半夜，毛主席把斯诺夫妇送到门口，呼出的白气在冬夜里迅速消散。老人抬头望月，感慨一句：“美国有两亿人，希望在人民。”这句中英文夹杂的话，被斯诺写进随后的长文《再访中国——一九七零》。文章指出：中国的生产确实因政治运动受到扰动，但断言“经济枯竭”并不符合实际；在河北平原和上海码头看到的机器轰鸣，足以说明潜力犹在。报道刊发后，《纽约时报》评论：“他让美国重新评估那个遥远的国度。”

访华满九十天，斯诺离京时只带走一只旧皮箱，里面除了采访手记，就是几包北京产的花茶。1971年春，他把花茶分给友人，说“这味道能让人想到紫禁城的屋檐”。不到一年，他因病在日内瓦辞世，终年六十六岁。讣告传到北京，毛主席和周恩来分别发来唁电，用同一句话：斯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的名字会留在历史中。

回望斯诺的数次中国之旅，可以发现，记者的本能与政治家的审慎在他身上交织——既保持独立观察，又愿意作为沟通的纽带。1970年的最后一次访华，在暗流汹涌的国际局势中投下一枚小石子，波纹很快扩散。次年，北京与华盛顿的秘密接触不断推进；再下一年，尼克松踏上中国领土。表面上似乎是大国博弈的必然结果，实际上，斯诺的文字与对话早已悄悄铺设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