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1961年,山沟里饿得人眼发绿,一个“右派”的到来,比山里的野狼还可怕。
我家穷得叮当响,我爸胆小如鼠,我妈却是个心善的“傻子”。
当全村人都嫌弃他拿泥巴砸他,我妈却从牙缝里省出两个窝头,让我半夜送去牛棚。
这碗救命的窝头,换来了我识字读书、死里逃生,也换来了他二十年的杳无音信。
二十年后,他坐着轿车荣归故里,却当着全村人的面,指着我爹的鼻子问了一句话。
这场天大的误会,让我们家跟着他彻底翻了身。
也让我明白,这一切是从那碗不起眼的窝窝头里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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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叫张小树,小名狗蛋。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是1961年,我八岁。
我的记忆,是从饿肚子开始的。我们张家沟,像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褶皱,夹在两座光秃秃的黄土大山中间。
村里的日子是灰色的,天是灰的,地是灰的,连人的脸都是灰扑扑的菜色。那时候,我每天想的事情只有一件:吃。
肚子里的饥饿感像一只小爪子,无时无刻不在挠着我的胃。每顿饭,我都会把那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喝完后,用舌头把碗边舔得干干净净,亮得像水洗过一样。
我妈总是一边看着我心疼,一边又拍我的后脑勺,说:“狗蛋,慢点,别噎着,像个饿死鬼投胎的。”
我爸张老实,人如其名,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他总弓着背,像地里还没长直的庄稼。
他嘴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枪打出头鸟,咱平头老百姓,平平安安就是福。”他的愿望很小,小到只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安安稳稳地在这片黄土地上活下去,别惹任何麻烦。
我妈不一样。她不识字,没出过山沟,但她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她心善,总觉得“是人就不能活活饿死”。
她嘴碎,手脚却麻利,家里家外一把抓。在我爸选择退缩的时候,往前站的,总是我妈。
那年夏天,我们这死水一般沉寂的山沟里,被扔进来一颗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混着泥浆的涟漪。
村里来了个“右派”。
那天下午,太阳毒得能把地皮烤裂。我正跟村里几个半大的孩子在村口的歪脖子柳树下玩泥巴,一辆破旧的解放卡车突突突地开进了村。车上跳下来两个穿着干部服的人,他们像拎小鸡一样,从车斗里拖下来一个人。
那人就是后来被我们叫做“顾先生”的人。
我们一群孩子立马扔了手里的泥巴,好奇地躲在不远处的土坡后面,探头探脑地往外瞧。那人瘦得像一根风干的竹竿,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跟我们这些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其中一片镜片上裂开了一道长长的纹路,像一道凝固的闪电。他的脸色惨白惨白的,嘴唇干得起了皮,站在那毒日头下,整个人摇摇欲坠,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村长李大嘴闻讯赶来,他那张大嘴巴尤其擅长在人多的时候发挥作用。他清了清嗓子,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指着那个姓顾的,唾沫横飞地对围上来的村民们喊:“乡亲们,都看清楚了!这是从大城市里下放来的坏分子,是‘右派’!上头说了,让他来我们这儿接受劳动改造!从今天起,他就住村口那个废弃的牛棚。都记住了,谁都不许跟他来往,谁沾上他谁倒霉!听见没有!”
“听见了!”人群里稀稀拉拉地应着。
大人们的眼神里,有好奇,有麻木,但更多的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恐惧。而我们这些孩子,却不懂得什么是恐惧,我们只觉得新奇和好玩。不知是谁带的头,一个小孩抓起一把脚下的干土,朝那个姓顾的扔了过去。
“打坏蛋!打怪物!”
“打他!打他!”
孩子们开始起哄,纷纷学着大人的样子,抓起地上的泥巴、小石子,劈头盖脸地朝他扔过去。
我也被那种狂热的气氛感染了,觉得不扔点什么,自己就好像不是“好孩子”,不是他们一伙的。
于是,我也抓起一把湿乎乎的泥巴,使劲朝他甩了过去。泥巴“啪”的一声,正中他的白衬衫,留下一个难看的黄印子。
他没有躲,也没有闪,从始至终就那么站着。泥点子、土疙瘩糊满了他的衣服和脸,他只是把头埋得更低了,瘦削的肩膀微微地颤抖着。透过他那副裂了纹的眼镜,我仿佛看到了一丝水光,但太阳太晃眼,我也没看真切。
晚上,我们一家人围着那盏昏暗的小油灯喝玉米糊糊。屋外,蝉鸣和蛙叫声此起彼伏。饭桌上,我爸唉声叹气,反复念叨着“多事之秋,多事之秋啊”。
我妈却一反常态地沉默,一口糊糊喝进嘴里,要嚼上半天,眼神直勾勾地盯着跳动的火苗,不知道在想什么。
突然,她把碗重重地往桌上一放,站起身,一言不发地走进了黑漆漆的厨房。我爸愣了一下,问:“你干啥去?还没吃完呢。”
我妈没应声。过了一会儿,厨房里传来“刺啦”一声火柴的轻响,紧接着,一股久违的、浓郁的窝头的香味,慢慢地飘了出来。我的鼻子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口水瞬间就充满了口腔。窝头!那可是我们家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的宝贝!
我爸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他像被针扎了一下,猛地站起来,几步冲进厨房,压低了声音质问:“你疯了?这点玉米面是留给狗蛋长身体的!你拿去做什么?”
我妈背对着他,身影在灶膛火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倔强。
她的声音不大,但一个字一个字说得特别清楚:“他也是人,是人就得吃饭。”
“他是什么人?他是‘右派’!是敌人!”我爸急了,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他一把抓住我妈的胳膊,“你这是引火烧身!你没听见李大嘴白天说的吗?谁沾上谁倒霉!你想让全家都跟着他完蛋吗?”
我妈猛地转过身,灶膛的火光跳跃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的眼睛红了。“我不管他是什么派,我只晓得他快饿死了。”
她甩开我爸的手,声音也大了起来,“今天全村人都拿泥巴砸他,连狗蛋都跟着扔了。可他一声没吭。你看他那样子,瘦得都脱了相,哪像个坏人?倒像个教书先生。”
我爸气得直跺脚,却又不敢大声嚷嚷,只能在厨房里来回转圈,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作孽啊,作孽啊”。
很快,我妈端着一个破碗出来了。碗里是两个冒着热气、金灿灿的窝头。她把碗用一块破布包好,不由分说地塞进我的怀里,那滚烫的温度透过布料传到我手上。
她蹲下来,盯着我的眼睛,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命令我:“狗蛋,去,把这个送去牛棚给你顾叔。快去快回,走小路,千万别让人看见!”
我吓坏了,怀里抱着那碗滚烫的窝头,感觉像抱着一团火,腿肚子一个劲地哆嗦。白天我还拿泥巴砸他,现在要去给他送吃的?我害怕,怕黑,更怕那个被全村人叫做“怪物”的顾先生。我求助地看向我爸,我爸在一旁气得脸都青了,可看着我妈那副豁出去的样子,他最后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在了门槛上。
我不敢违抗我妈的命令。揣着那碗窝头,我像个做贼的小偷,贴着墙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口的牛棚挪。月光把我的影子在地上拉得老长老长,像个张牙舞爪的妖怪。风吹过路边高粱地,发出“沙沙”的响声,听起来都像有人在后面追我。
好不容易摸到牛棚门口,里面黑漆漆的,一股牲口味儿和霉味儿扑面而来。我不敢敲门,壮着胆子,凑到门板的裂缝上往里瞧。
借着从屋顶破洞里漏下来的一点微弱的月光,我看见那个“怪物”顾先生,正蜷缩在角落的一堆干草上。他没有哭喊,也没有抱怨,只是把头深深地埋在膝盖里,瘦削的肩膀在一抽一抽地剧烈抖动着。
他不是怪物,他只是一个在偷偷哭的大人。
那一刻,我心里的害怕突然就少了很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的酸楚。我深吸一口气,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伸出小手,在破旧的木门上,轻轻地敲了三下。
02
“吱呀”一声,门被从里面拉开一条窄窄的缝。顾先生的脸出现在门缝后,月光照亮了他的一半脸颊,另一半隐在黑暗里。他看到是我,一个白天还拿泥巴砸他的孩子,明显愣住了,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疑惑。
我被他看得有点发毛,一紧张,说话都结巴了。我把怀里还温热的碗往前一递,小声说:“我……我妈让我给你的。”
他低头看了看碗里的两个窝头,又抬头看看我,干裂的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两个沙哑的字:“为什么?”
我学着我妈晚上的口气,挺了挺小胸脯,大声说:“我妈说,是人就得吃饭!”
这句话好像触动了他什么,他怔怔地看着我,眼睛里那道裂了纹的镜片后,似乎有水光在闪动。他没有伸手接,反而往后退了一步,连连摆手:“不行,不行……这太珍贵了,我不能要。快拿回去,你们家……也不容易。”
我急了。我妈的命令是必须送到,我可不想挨揍。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那个破碗塞到他冰凉的手里,然后像屁股着了火一样,转身就往家跑,好像身后有狼在追我。我一路跑回家,心还在“怦怦”地跳。
从那天起,送饭就成了我的一个秘密任务。我妈隔三差五就会从牙缝里省出点吃的,有时候是半个烤得焦黄的红薯,有时候是一小碗稠一点的野菜糊糊,都由我趁着夜色送过去。
我爸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暴跳如雷,变成了后来的唉声叹气。他每天看着我妈偷偷摸摸地准备食物,嘴里就念叨:“作孽啊,真是作孽啊。”可他再也没有真正阻拦过。有时候我出门前,他还会含含糊糊地叮嘱一句:“快去快回,别在外面瞎逛荡。”
顾先生也从不白吃我们的东西。几次之后,他似乎觉得过意不去。有一次我送饭去,他把我拉到牛棚里,指着地上的尘土,问我:“狗蛋,你叫张小树,对不对?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我摇摇头。我爸说认字没用,不能当饭吃,还费脑子。
顾先生笑了笑,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笑,虽然笑容里带着苦涩,但很好看。他捡起一根干枯的树枝,就在牛棚的泥地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了“张小树”三个字。然后,他拉着我的手,教我跟着他画。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就有了一种秘密的“交易”。我给他送去一碗能果腹的粗粮,他则回报我一个崭新的世界。他没有纸,没有笔,那片小小的、坑坑洼洼的泥地,就成了我的第一本识字课本。
他教我的第一个词,不是“天”,也不是“地”,而是一个“人”字。他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一撇一捺,告诉我:“小树,你看,‘人’字,就是一撇一捺,要相互支撑着,才能站稳。一个人,是站不住的。”
我那时候听不懂这里面的大道理,但我就是觉得,听他说话,比在村里听李大嘴训话有意思多了。他的声音温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韵律,把那些横平竖直的方块字,讲得像一个个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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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得很快,没多久,我就能在泥地上歪歪扭扭地写出自己的名字,还能背几句简单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我心里充满了小小的骄傲,感觉自己跟村里其他只知道玩泥巴的野孩子不一样了。
可是,这个秘密终究是藏不住的。
我爸很快就发现了我身上的变化。我每天裤子上都沾着泥点子,嘴里还时不时冒出几句他听不懂的“诗”。一天晚上,我刚从外面回来,就被他堵在了门口。他的脸黑得像锅底,眼神严厉地盯着我:“你又去找那个姓顾的了?还让他教你写字?你是不是嫌咱家命太长了!”
我吓得不敢说话。我妈从屋里闻声出来,一把将我护在身后,对着我爸说:“孩子认几个字,有啥错?你还想让他跟你一样,当一辈子睁眼瞎,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啊?”
“认字?认了字能当饭吃吗?”我爸的声音因为愤怒和恐惧而发抖,“现在全村都知道咱家偷偷接济他,现在还搅和到一块儿去了!让人知道了,咱家就是‘右派’的同党!你懂不懂什么叫同党?是要被拉去批斗的!”
“我不管!谁也不能耽误我儿子认字!顾先生是好人!”我妈也寸步不让。
那是我记忆里,我爸妈吵得最凶的一次。油灯的光在他们争吵的脸上一明一暗。最后,我爸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双手抱着头,用一种近乎绝望的声音,闷闷地说:“你们娘俩……这是要把这个家给拆了啊……”
屋子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
日子就在这种压抑和秘密的交织中,滑进了冬天。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北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山沟,发出鬼哭狼嚎一样的声音。
我就在那个冬天,病倒了。
起初只是流鼻涕,后来就开始发高烧。我整个人被烧得迷迷糊糊,躺在冰冷的土炕上,感觉自己像被扔进了一个大蒸笼。我妈用尽了所有土办法,用冷毛巾敷,给我刮痧,都无济于事。
我爸慌了神,连夜跑了几里山路,去请了邻村的赤脚医生。
那医生来了,看了看我的情况,也只会那老三样,拔火罐,扎针,然后给我灌了两大碗黑乎乎、苦得让人想吐的草药汤。
可那药喝下去,一点用都没有,我反而烧得更厉害了,开始说胡话,手脚也不停地抽搐。我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团团转,嘴里不停地念叨“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我妈抱着我,滚烫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我的脸上,嘴里不停地喊着我的小名:“狗蛋,狗蛋,你醒醒,你别吓妈啊……”
到了半夜,我的呼吸越来越微弱。我隐约感觉到,死亡的阴影,正在慢慢靠近我们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就在这时,一直抱着我哭泣的我妈,像是突然下定了什么决心。她把我轻轻放在炕上,猛地站起来,抓起墙上挂着的烂棉袄就往身上披,作势要往外冲。
我爸一把死死拉住她的胳膊,眼睛通红地问:“你干啥去!这大半夜的!”
我妈甩开他的手,声音里带着哭腔和一种豁出去的决绝,她喊道:“我去找顾先生!他是大城市来的文化人,他肯定有办法!他一定有办法的!”
我爸的脸瞬间没了血色。他像一头发怒的公牛,张开双臂拦在门口,用尽全身力气,声音嘶哑地冲我妈吼道:“你不能去!你疯了!他是‘右派’,不是神仙!你把咱儿子的命交到一个‘敌人’手里,我不准!我不同意,死也不同意!”
我妈看着门口堵得像一尊铁塔的丈夫,又回头看看炕上已经快没气的我,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挣扎和绝望。屋外,风雪呼啸,屋里,是两个被逼到绝境的父母,和他们奄奄一息的儿子。
03
我爸和我妈就在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前对峙着。屋外的风雪仿佛也感受到了屋内的绝望,刮得更猛了,把窗户纸吹得“呼呼”作响。
我虽然烧得迷迷糊糊,但他们的争吵声,却异常清晰地钻进我的耳朵。我听到我妈带着哭腔的声音,几乎是在哀求:“老张,你让我去吧!狗蛋快不行了!你看他,都快没气了!就算是死马当活马医,我也得去试试!他要是没了,我也不活了!”
“他要是没了,我也不活了!”这句话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爸的心上。他堵在门口的身体,猛地晃了一下。他这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一辈子最怕的就是惹事,最想的就是护着老婆孩子安安稳稳。可现在,他最宝贝的儿子就要没了。
他堵在门口的胳臂,缓缓地垂了下来。最后,他像一袋被人抽了筋骨的麻袋,无力地瘫坐在冰冷的地上,没再阻拦。
我妈见状,拉开门,一股夹着雪花的冷风瞬间灌了进来。她没顾得上穿好棉袄,顶着风雪就冲了出去,身影很快就消失在茫茫的黑夜里。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感觉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就在我感觉自己快要飘起来的时候,门又被推开了。我妈扶着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那人浑身都是雪,冻得嘴唇发紫,正是顾先生。
他一进屋,连口热水都来不及喝,就快步走到炕边。他先是伸出他那冰冷得像铁块一样的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又小心地翻开我的眼皮看了看,然后转向我妈,用一种异常冷静的声音说:“嫂子,你别慌。孩子这是风寒入体,高烧不退。赤脚医生用的药方子太猛,反而把寒气都闷在身体里出不来了。”
他转头对我那还瘫坐在地上的爸说:“大哥,你现在去雪地里,找一种草。这种草就算下雪,叶子也是绿的,形状像这样……”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蘸了点桌上的茶水,在桌面上飞快地画出了一株草的模样,“它叫青蒿,一般长在背阴的坡上。挖回来,熬水喝。”
我爸愣愣地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将信将疑。让他去相信一个“右派”的话,去挖一株他从没听说过的野草来救儿子的命,这对他来说,比让他去跟人打一架还难。
我妈急了,推了我爸一把:“老张,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啊!你想看着儿子死吗?”
我爸看了看炕上出气多入气少的我,又看了看顾先生那双在昏暗灯光下异常镇定和坚毅的眼睛,他咬了咬牙,像是做出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他猛地站起来,抓起墙角的锄头,一言不发地冲进了风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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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爸出门后,顾先生也没闲着。他让我妈赶紧烧热水,然后找来几块布,浸湿了,拧干,不停地在我额头、脖子和手心脚心擦拭。他嘴里还念叨着什么“物理降温”。我感觉他那双手虽然冰冷,却很稳,很轻柔,有一种让人心安的力量。我迷迷糊糊地躺着,心里好像没那么慌了。
天快亮的时候,门外传来了脚步声。我爸回来了,他像个雪人,眉毛胡子上都挂满了冰碴,怀里紧紧抱着一捧还带着冰雪的绿色野草。他一进屋,就把草递给我妈,声音嘶哑地说:“快……快去熬。”
我妈手忙脚乱地把那“救命草”熬成了汤,顾先生又亲自试了试温度,才小心地撬开我的嘴,一勺一勺地喂我喝了下去。那药汤很苦,但我当时已经尝不出任何味道了。
神奇的是,那碗药汤喝下去没多久,我感觉身体里那股燥热的火,好像被一股清泉浇灌了。我开始不停地出汗,汗水浸湿了身下的褥子。又过了一会儿,我感觉眼皮不那么沉了,混沌的脑袋也清醒了一些。我慢慢地睁开眼睛,看到了守在炕边的我妈,虚弱地喊了一声:“妈……”
这一声“妈”,像一道打开水闸的命令。我妈先是愣住了,随即“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紧紧地抱住我。而我爸,那个一辈子没掉过几滴眼泪的七尺汉子,看着我,也“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哭得像个孩子。
他哭着哭着,突然转向一旁同样满脸疲惫的顾先生,嘴唇抖动了半天,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他双腿一软,竟然“扑通”一声,就要对着顾先生跪下去。
顾先生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死死扶住,连连摇头:“大哥,使不得,这使不得!我什么都没做,只是以前在书上看过一些乡下的土方子,碰巧记住了。是小树这孩子命大,福大。”
我爸站直了身子,看着顾先生,这个他曾经畏惧、排斥的“敌人”,此刻,却成了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他没再说什么,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我爸再也没在背后说过顾先生一句坏话。他依然不主动跟顾先生说话,但我们家饭桌上,但凡有点好吃的,他都会用筷子指指,然后看着我,意思是让我送过去。偶尔,他还会从他那个宝贝烟叶袋里,捻出一小撮他自己都舍不得抽的旱烟叶,用纸包好,让我送饭的时候,一起带过去。
这一切,都在无言中进行。我们家和那个住在牛棚里的顾先生之间,因为一场生死考验,建立起了一种更加牢固,也更加危险的秘密联系。
04
我病好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往常的轨迹,但有些东西,已经悄悄地改变了。
顾先生就像我们家一个编外的、不能公开的成员。他依旧住在那个阴暗潮湿的牛棚里,依旧是村里人避之不及的“坏分子”,但在我们家,他是我爸默认的“恩人”,是我妈口中的“顾先生”,更是我一个人的“老师”。
送饭和学习,成了我和他之间雷打不动的默契。他继续教我读书写字,从《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到唐诗宋词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我的世界,因为他,不再只有猪圈、鸡窝和一望无际的农田,还有了“春眠不觉晓”的意境,有了“谁知盘中餐”的道理。
顾先生的身体还是很差,常年的营养不良和繁重的劳动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但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总会想办法“报答”我们家。
他手很巧,脑子也活,我们家的筐子破了,他能用柳条编得比新的还结实;我爸的犁头坏了,他能想出办法用几块废铁修好。他总能用他从书本里学来的那些我们听不懂的“力学原理”,帮我们解决一些实际的难题。
我爸对他的态度,也从最初的默许,慢慢变成了暗中的关照。下雨天,他会皱着眉头朝村口的方向看,然后对我嘀咕一句:“去看看你顾叔那牛棚顶漏不漏雨。”到了冬天,他会偷偷在自家的柴火堆里,挑出几块最干燥、最好烧的木炭,让我混在柴火里给顾先生送去。
他们两个男人之间,几乎没有过直接的对话,但那种男人之间的情义,却在这一来一往的无声关照中,变得越来越深厚。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好几年。我从一个八岁的黄毛小子,长成了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小子。顾先生教我的字,我已经认了上千个,简单的书信报纸都能看懂了。我成了我们张家沟,除了顾先生之外,最有“文化”的人。
时间到了七十年代末,山沟里的空气,似乎也随着外面的世界,松动了一些。村里人对顾先生的态度,不再像最初那样充满敌意,虽然还是没人敢跟他公开来往,但至少,已经没有孩子再拿泥巴砸他了。
就在我们都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离别,却来得那么突然。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高粱已经抽穗,沉甸甸地弯着腰。我正在地里帮我爸掰玉米。村口的方向,突然传来一阵汽车引擎声。我们都直起腰,好奇地往村口望去。
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在我们这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着,最后停在了牛棚的门口。车上下来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跟当年送顾先生来的人穿着一样的衣服,但这一次,他们的态度看起来很客气。他们径直走进了牛棚,跟顾先生在里面谈了很久。
我和我妈在不远处的田埂上看着,心里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妈紧张地搓着衣角,嘴里不停地念叨:“这是要干啥?这是要干啥?”
过了大概一顿饭的功夫,牛棚的门开了。顾先生背着他那个来时就背着的、已经洗得发白的旧帆布包袱,跟着那两个干部走了出来。他看起来比几年前更瘦了,背也有些驼,但眼神却似乎比以前亮了一些。
他临上车前,脚步顿了一下。他转过身,朝着我们家的方向,深深地,远远地看了一眼。然后,他摘下了那副裂了纹的眼镜,从怀里掏出一块布,仔细地擦了擦。阳光下,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看到躲在田埂后的我们。我只看到,他擦完眼镜重新戴上后,就转身上了车,车门关上,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吉普车发动了,卷起一阵浓重的黄土,很快就消失在山路的尽头。
牛棚,又空了。
村里人立刻炸开了锅,议论纷纷。有的说,他肯定是在外面又犯了什么事,这次是被人带走,要拉去枪毙了。也有的说,看那干部的客气样子,说不定是平反了,要回城里享福去了。
我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掏走了一大块。我扔下怀里的玉米,疯了一样地跑到牛棚。里面空空荡荡,除了角落里那堆他睡了好多年的干草,什么都没有留下,仿佛他从来没有在这里生活过一样。
我找了半天,最后在那个破旧的窗台上,发现了一块被磨得非常光滑圆润的鹅卵石。那是我小时候在河边捡的,觉得好看,送给他写字画画玩的。此刻,它正静静地躺在那里,被夕阳的余晖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
我妈走到我身后,看着空荡荡的村口,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走了好,走了,走了就不用再在这里受这份苦了。”
我爸抽着他的旱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他的表情。他闷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顾先生的离开,像一阵风,吹散了我们家和他之间长达十多年的秘密联系。生活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我们全家人心里都清楚,有些东西,已经彻底不一样了。
他会去哪里?他是平反了,还是遇到了更糟的厄运?他还会记得我们这个山沟里吗?
我们一家人,带着这个巨大的、沉甸甸的疑问,继续在山沟里,过着我们自己的日子。
05
时间这东西,在山沟里过得尤其慢,可一晃眼,却又是二十年。
二十年的光阴,足够让一个半大小子长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也足够让一个壮年汉子变得垂垂老矣。
时间到了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总算是吹动了我们这个偏僻山沟的柳树梢。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一些,至少不用再为一顿饱饭发愁了。
但我,张小树,终究还是没能走出这座大山。初中毕业后,因为家里穷,也因为没门路,我没能继续上学,成了一个地地道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青年农民。
唯一不同的是,靠着顾先生当年教我的那些字,我能看懂农药说明书,能看报纸,甚至能帮村里人写个信、记个账。在普遍是文盲的张家沟,我成了个不多见的“文化人”。
我爸更老了,背也更驼了,手里的旱烟杆长年累月地不离手,咳声也越来越重。我妈的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二十年里,我们再也没有得到过关于顾先生的任何消息。他就像我们全家一起做过的一个漫长而真实的梦,梦醒了,只在记忆里留下一块光滑的鹅卵石和满脑子的方块字。
那天,我正蹲在院子里,修理一个豁了口的犁头。秋日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身上,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突然,村口的方向传来一阵“嗡嗡”的汽车引擎声,这声音在平日里只有拖拉机和牛叫的村子里,显得格外突兀。
紧接着,一辆我们只在画报上见过的、锃亮的黑色“上海牌”轿车,在我们这高低不平的泥土路上颠簸着,像一头闯入羊群的猛兽,最后,竟然稳稳地停在了我们家那扇破旧的木院门前。
这一下,像是捅了马蜂窝。整个张家沟都轰动了!家家户户的门都开了,人们从屋里、从地里跑出来,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我们家围了个水泄不通。当年的村长,如今已经退下来成了个闲散老头的李大嘴,也拄着拐杖,挤在人群的最前面,伸长了脖子,满脸的惊奇和困惑。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轿车的后门打开了。一个穿着一身笔挺的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从车上走了下来。他的身形比记忆中丰满了许多,脸上也有了肉,显得精神矍铄。可他脸上戴着的那副黑框眼镜,他那张儒雅又带着一丝风霜的脸,我只看了一眼,浑身的血液就好像凝固了。
是顾先生!
他真的回来了!
他站在车旁,目光缓缓地扫过围观的人群,最后,像有磁石吸引一般,准确无误地定格在了我,和我身后闻声从屋里走出来的我妈,还有我那拄着门框、满脸惊愕的爸身上。
只一瞬间,他的眼圈“刷”地一下就红了。
我妈看清来人后,激动得浑身发抖,她下意识地用那双粗糙的手捂住了自己的嘴,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有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刷刷地往下流。
我爸更是直接愣在了原地,手里的那根宝贝旱烟杆,“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摔成了两截。
全村人都惊呆了。这个当年衣衫褴褛、被他们用泥巴和石子砸的“右派”,这个在牛棚里住了十几年,像狗一样活着的“坏分子”,竟然坐着这么气派的小轿车回来了!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不可思议。
顾先生没有理会周围的目光,他迈开步子,穿过窃窃私语的人群,一步一步,坚定地朝我们走来。
他的皮鞋踩在院子里的泥地上,发出“沙沙”的轻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跳上。
所有人都以为,接下来会是一个热泪盈眶的拥抱,一句迟到了二十年的“谢谢”。
我也这么以为。
然而,顾先生走到我爸面前,站定后,并没有笑。
他看着我爸,那双镜片后的眼睛里,盛满了极其复杂的情感,有感激,有激动,有疑惑,甚至还有一丝常人难以察觉的审视和痛苦。
院子里鸦雀无声,连风都好像停了。
顾先生沉默了片刻,似乎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深吸一口气,用一种不大,却足以让在场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声音,问出了一句让整个张家沟都石化了的话:
“张大哥,二十年了,我今天回来,只想问你一句。当年,你是不是……真的去向李队长告发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