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连家境困难，建国后进京拜访三哥，毛泽东：我不是毛家的主席

1949年9月29日清晨，京汉铁路终点永定门站冒着白汽，车窗探出一位高瘦老人——毛泽连。灰布短褂缝了三层补丁，袖口还残着泥渍，唯有怀里揣着的油纸包干净，里面是一捆米粉和几块腊肉，这是韶山乡亲让他带给“三哥”的。

随行的李珂年方二十，步子快，嘴上却不停提醒：“九叔，慢点，台阶滑。”二人从车站转电车到西四，又步行到罗荣桓住宅。那栋青灰小楼，此时已挤满北上的南方亲属，开国大典在即，警卫不时巡过，空气里透着庄重又新鲜的兴奋。

罗家管家先递来热水，又帮忙拨了电话。叶子龙在另一头确认来客姓名后，只说一句：“主席明早9点见。”毛泽连攥住茶碗，手指颤了下，二十二年的漂泊与挂念在那一刻沉下去。

时间回拨到1925年10月，韶山夜雨。赵恒惕部枪兵沿着上屋场搜索，十四岁的毛泽连故意提灯咳嗽，灯影晃进屋内，毛泽东立即翻墙遁入密林。乡里传说那口咳嗽救下了一支日后改写中国历史的笔。几年后，毛泽连姐姐毛泽建牺牲，他自己在逃亡里失去左眼；药水买不起，只能用盐水冲，炎症顺势侵蚀到右眼角膜。

1930年代，他辗转湘潭、双峰给地主挑谷，一日二斗米工钱，还要扣膳食。半夜睡石洞，醒来满身蚂蟥。多年地下交通的身份被封死，他明白自己再难走上部队，索性隐回东茅塘，种田、养鸭、替乡学打更。

1949年8月，湖南全境解放，138师师长陈立夫（同名同姓，非国民党高层）巡至韶山。老人站在田埂上，扛着锄头答一句：“我与主席堂兄弟。”当晚，部队留下一百斤稻谷并提议陪他赴京。“没钱？”“师里报销。”一个决定，改变了他余生的轨迹。

10月2日上午，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推门而出，见警卫搀着堂弟，快步迎上，口里蹦出四字：“润发，进来！”堂弟哽咽，只挤出一句：“三哥好。”对话短得像电火花，却足够充满电。见面不足十分钟，主席已让秘书安排协和检查眼伤。

检查结论：左眼坏死需摘除，右眼尚余微光。傅连璋建议先手术，毛泽连畏惧刀口。毛泽东在病房简单叮嘱：“医生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仅此半句，无更多安慰，既亲切又不容置疑。摘除手术七天后完成，他戴着纱布嚷嚷出院，医生再去电话。主席的回复依旧简短：“让他多躺几日，别硬撑。”

康复期间，毛泽连想到家里五口人，终向兄长提油盐账。主席沉默片刻，说出那句后来常被引用的话：“我是国家主席，不是毛家的主席。”语速不高，屋里却瞬时静了。李珂在旁插言：“泽连是真困难。”毛泽东抬手示意不必多言，随后写下一个数字——“200”——这是几年后长期寄出的稿费补助额度。

1952年，毛泽连再信求医。主席回信措辞严谨：稿费已汇，无需北上。信尾仍提醒“休养即革命”。同年冬，他母亲去世，乡邻见他日子紧，劝赴县城民政局报困难，被他婉拒：“三哥的话不能忘。”

1976年初秋，毛泽东抱病交代女儿李敏、李讷：“家乡还有两个弟弟，常去看看。”话音微弱，却清晰。9月9日后，地方政府依照主席遗愿，每月拨给毛泽连20元生活费。老人接到第一笔补贴时，反复摩挲公章，自言自语：“这是国家给的，不是毛家给的。”

晚年，他仍住那间瓦屋。春天插秧，夏天放鸭，天黑坐在门槛上抚摸那只玻璃义眼。“眼睛不好，心里亮。”这是他对前来采访的县文化馆干部留下的最后一句话。1987年冬天，他在自家土炕安静离世，邻居送来白粥和半斤煤球。灵堂前摆着那张发黄的主席画像，角落里压着捆旧报——封面正是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