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我把水壶留给了老教授,他竟指我脚下石头,我挖开后连夜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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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疯了?梁文!我早就跟你说过,离那个姓顾的远点,他身上晦气重,沾上了甩不掉!”

老赵的声音像根冰锥,在我脑子里扎着,可我的手没停。

我跪在1975年那个冰冷的秋夜里,用流着血的手指疯狂地刨着农场那片干硬的盐碱地。

指甲翻开了,血和泥糊在一起,疼得我直抽凉气,但我知道,我必须挖下去。

那个瘸腿的老教授,他用生命里最后一点力气,就为了指向这里。

终于,我的指尖触碰到了一个冰凉、坚硬的物体。

一个铁盒。

身后,农场看守的犬吠声突然划破夜空。

我抱着那沉甸甸的铁盒,连滚带爬地冲入无边的黑暗。

那一刻我无比清楚,我的人生,从挖开这块石头开始,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1975年的夏天,太阳像个白色的窟窿,挂在天上,没完没了地往下漏着火。

红星劳改农场的盐碱地被晒得泛起一层白霜,走在上面,脚底板像踩着碎玻璃。

我们这些“需要改造思想”的人,每天的任务就是用锄头和这片不长庄嘉的地较劲。

“都给我快点!汗流得越多,脑子里的脏东西就洗得越干净!”王场长的声音像鞭子一样,在田埂上抽打。

我叫梁文,来农场快两年了。来的时候还是个学生娃,现在,我的手比队里任何一个老庄稼汉的都粗。

我学会了沉默,学会了把所有的念头都摁在肚子里,因为在这里,思想是比石头还硬的罪名。

和我一个号子(宿舍)的老赵就总在我耳边念叨:“梁文,记着我的话。”

“在这里,人活得不能像个人,得像个牲口。只管低头吃草,别管天上打雷。”

老赵五十多岁,背驼得像只虾米,他是这里的“活字典”,知道怎么才能不多挨一顿骂,怎么才能在半夜的稀粥里多捞到两粒米。

我听他的,大部分时候都听。

直到我注意到了顾教授。

他不是我们队的,在农场最西头的那片地里干活,离我们隔着一条干涸的渠。他是个瘸子,走路一高一低,像个坏掉的节拍器。

“听说是个大学问家,从北京来的。”休息时,有人偷偷议论。

“学问家?学问顶个屁用,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刨土。”另一个人啐了一口。

他的腿据说是在一次批斗会上被人打断的,但没人敢细问。他几乎不说话,干活慢,挨的骂也最多。

但他的眼睛不一样,我们所有人的眼睛里都是麻木和灰败,像熄了火的灶坑。

只有他的,偶尔会闪一下,像灶坑深处还有一星没死透的火星。

王场长似乎格外“关照”他,总派人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看紧点那个瘸子,别让他耍花样。”我听见王场长对看守这么说。

老赵告诫我:“离那个姓顾的远点,他身上晦气重,沾上了甩不掉。”

我点头,心里却总忍不住朝那条干渠的西边瞟。

那片土地上,一个孤独的、一瘸一拐的身影,成了这片死寂风景里唯一的动静。



那天下午的太阳尤其毒。空气粘稠得像化不开的糖稀,吸进肺里都是烫的。

我们队在挖一条引水渠。其实就是个笑话,这地方连雨都不下,哪来的水。

但命令就是命令,我们像一群蚂蚁,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挖土,搬土。

我的喉咙干得像要冒烟,水壶里的水在上午就喝了一半,剩下的要省着,撑到天黑收工。

老赵的嘴唇已经裂开了血口子,他用舌头一遍遍地舔,越舔越干。

就在这时,干渠那头传来一阵骚动。我直起腰,眯着眼望过去。

是顾教授,他倒在了田埂上,像一袋被扔掉的破麻袋。

他身边的人只是看了看,就继续低头干活。

一个看守走过去,用脚踢了踢他。“喂,老东西,装死呢?”

顾教授一动不动,看样子是中暑脱水,快不行了。

看守骂骂咧咧地说:“妈的,就是金贵,干这点活就要死要活的。”

他啐了口唾沫,就走到不远的树荫下乘凉去了,把顾教授一个人扔在太阳底下暴晒。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揪了一下。

我看到他那张布满泥土和皱纹的脸,嘴巴一张一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像一条离了水的鱼。

我的手下意识地摸向腰间的水壶。那是我用半个月的津贴换来的军用水壶,能装两斤水,是这里的奢侈品。

水壶里还有一斤水,冰凉,是我的命。

老赵注意到了我的动作,他凑过来,压低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疯了?”

我没看他,眼睛死死盯着倒在地上的顾教授。

“多管闲事,想去猪场挑粪是不是?”老赵又补了一句,拉了我的胳膊一下。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王场长那张凶狠的脸,老赵的警告,农场的规矩,全都搅成了一锅粥。

可是,那条快要死的鱼,他就在我眼前。我能感觉到他喉咙里的灼热,好像那火也在烧我。

我才二十二岁,我读过的书告诉我,人不能见死不救。可在这里,书本上的道理是最没用的东西。

我犹豫了,锄头在手里沉得像山。

时间一点点过去,顾教授的挣扎越来越微弱。我突然想,如果今天倒下的是我,会不会也有人,哪怕只是犹豫一下,想把他的水壶递过来?



这个念头一起,就再也压不下去了。我猛地咬了咬牙,心一横。

“班长,我解个手。”我跟我们队的看守说。他头也没抬地挥了挥手。

我提着锄头,绕了个大圈,装作去渠边的草丛里。我的心脏在胸腔里咚咚地跳,像有人在里面打鼓。

我低着头,快步走到顾教授身边,蹲下身,用自己的身体挡住远处看守的视线。

我飞快地拧开水壶盖,把水壶塞进他干枯的手里。

“喝。”我说,声音嘶哑。

他好像没听见,眼睛半睁着,瞳孔都有些散了。我顾不了那么多,扶起他的头,把水壶嘴凑到他裂开的嘴唇上。

水流进他嘴里的声音,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动听的音乐。他贪婪地、本能地吞咽着,喉结剧烈地上下滚动。

一壶水,很快就见了底。他活过来了,至少,眼神里有了一点光。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一个“谢”字都没有。这让我有点意外,甚至有点失落。

可他没有。他只是喘着粗气,用尽全身的力气,缓缓抬起那只满是泥污的手。

他没有指向我,也没有指向天空,而是指向了我脚边。

确切地说,是我刚刚蹲下时,脚边的一块青灰色的、毫不起眼的石头。那石头跟地里成千上万的石头没什么两样。

他指着,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深不见底,有急切,有托付,还有一种我当时读不懂的决绝。

我愣住了。就在这时,我感觉背后一阵发凉。

我回头一看,王场长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不远处的田埂上,正阴沉着脸朝我这边看。

他离得远,未必看清了我的动作,但那怀疑的目光像两道探照灯,把我钉在了原地。

我心里一慌,赶紧站起来,若无其事地往回走。

那天收工后,我被王场长叫到办公室。

他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给我倒了杯水:“梁文,思想改造不能松懈啊。”

我紧张地站着,不敢说话。

“看你精力这么旺盛,还有闲心东张西望。”他把茶杯重重一放,“明天起,你去猪场挑大粪吧,好好用劳动净化一下灵魂。”

“是,场长。”我低着头回答。

也是在那天晚上,我听老赵说,顾教授因为“病情加重”,被一辆吉普车拉走了。

“车往农场外开的,”老赵叹了口气,“估计……是回不来了。”

他像一滴水,消失在了这片干涸的土地上,只留下那个莫名其妙的指向,和那块青灰色的石头。



去猪场挑大粪的日子,比在盐碱地里挖土还要难熬。

那股恶臭钻进我身体的每一个毛孔,几天几夜都散不掉。吃饭的时候,我闻着手里的窝窝头,都觉得是一股粪便的酸味。

王场长这是在敲打我,也是在警告所有人。

队里的人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我,连老赵都不怎么跟我说话了。

“梁文,我早就跟你说了,别惹事。”他偶尔在擦肩而过时,用一种同情又夹杂着责备的眼神看我。

我成了新的孤岛。

但身体上的折磨,远不及心里的煎熬。顾教授临走前那个眼神,那个手势,像一道符咒,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那块石头到底意味着什么?

它就躺在离猪场不远的那片废弃田埂上,我每天挑着粪桶路过,都能看到它。

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和周围的石头没什么区别,但在我眼里,它却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充满了诱惑和危险。

我无数次地想,趁着夜深人静,去把它挖开。

可这个念头每次一冒出来,就会被恐惧的冷水浇灭。王场长的办公室正对着那片地,我总觉得那扇窗户后面,有一双眼睛在二十四小时盯着我。

而且,我总感觉有人在暗中监视我。

有时是收工路上一个陌生的面孔,有时是半夜上厕所时草垛后的黑影。

这些也许是我的错觉,是过度紧张导致的疑神疑鬼,但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真实得可怕。

一天晚上,老赵终于忍不住,把我拉到号子的角落里。

“你小子,这几天魂不守舍的,是不是还惦记着那块破石头?”他低声问。

我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你想都别想!”老赵声音压得更低,但很严厉,“姓顾的是个什么人?那是上头挂了号的!他碰过的东西,你敢碰?”

“你嫌命长吗?梁文,听我一句劝,忘了那块石头,就当没这回事。”

“好好干活,熬到出去那天,比什么都强。”

他的话像一桶冰水,让我从头凉到脚。是啊,我凭什么呢?

为了一件可能什么都没有的破事,搭上自己的前途甚至性命?

顾教授和我非亲非故,我不过是给了他一壶水,我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我开始说服自己,那可能只是他当时神志不清的胡乱一指,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我就这样在好奇、恐惧和自我麻痹之间来回摇摆,日子一天天过去。

那块石头,成了我心里一个发炎的伤口,不敢碰,又时刻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转机来得毫无征兆。

秋天快结束的时候,农场突然接到上级文件,说邻省的一家大型化工厂要扩建,急需劳动力,可以从我们这些“改造表现尚可”的人员里,调拨一批过去。

这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死水里,整个农场都活了过来。

“听说了吗?要去工厂了!吃商品粮了!”

“太好了,总算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去工厂,意味着不用再干农活,有工资,吃得饱,更重要的是,那是希望。

名单很快就公布了,上面竟然有我的名字。

周围的人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连王场长看我的眼神都和善了许多。

老赵拍着我的肩膀,咧着嘴笑了,露出满口黄牙:“你小子,时来运转了!我就说嘛,熬着,总有出头的一天。”

他顿了顿,又认真地说:“到了那边好好干,别再犯傻了。”

我嘴上应着“知道了,赵叔”,心里却翻江倒海。

离开?这对我来说,不是解脱,而是最后通牒。

我一旦坐上那趟开往邻省的火车,就再也不可能回来了。那块石头下的秘密,将被永远埋葬。

顾教授临走前那双眼睛又浮现在我眼前,那是一种托付,一种近乎哀求的托付。

他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一个只给了他一壶水的陌生人身上。

如果我就这样走了,那我算什么?

我前半辈子读的那些关于“信义”和“承诺”的字句,不都成了笑话吗?

可如果不走呢?拒绝调离,留在这个鬼地方继续挑大粪?

王场长会怎么想?他会认为我心里有鬼,对我看管得更严。到时候,我将彻底失去任何机会。

这几天,我像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焦躁不安。

白天,我在猪场机械地挥舞着粪勺,脑子里却在疯狂地盘算。

晚上,我躺在通铺上,听着周围人的鼾声和梦话,眼睛睁得老大,盯着黑暗的天花板。

时间不多了,调离的日期就定在三天后。

我必须做出选择。走,还是不走?挖,还是不挖?

这个选择,比当初决定要不要给顾教授那壶水,要艰难一万倍。那一次是出于一瞬间的善念,而这一次,是赌上我全部的未来。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顾教授就站在我床前,还是一瘸一拐。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指着我的胸口,我低头一看,我的胸口上,压着一块巨大的青灰色石头。



调离的前一天晚上,农场破天荒地给我们这些要走的人搞了个“欢送会”。

说是欢送会,其实就是食堂多给了一个炒白菜,白面馒头管够。

王场长还发表了讲话,说了一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套话。看守们也喝了点酒,警惕性比平时松懈了不少。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我吃了两个馒头,感觉像是吞了两块石头。

晚会进行到一半,我对身边的老赵说:“赵叔,我肚子不舒服,去趟厕所。”

老赵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他好像猜到了什么,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摆了摆手:“快去快回。”

我溜出闹哄哄的食堂,心脏狂跳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夜色如墨,只有几颗疏星挂在天上。我不敢走大路,而是贴着墙根,钻进一人多高的草丛里,像个贼一样,朝着那片熟悉的田埂摸去。

晚风吹过,草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在我听来,都像是追赶我的脚步声。

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都让我吓得趴在地上,半天不敢动弹。

那几百米的路,我感觉走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终于,我到了。借着微弱的星光,我找到了那块青灰色的石头。

它和几个月前一模一样,安静地躺在那里,仿佛一直在等我。

我没有工具,只能用手。我跪在地上,用指甲疯狂地刨着石头周围干硬的泥土。

泥土里混着沙砾,很快就把我的指甲掀翻了,十指连心,疼得我直抽凉气。

但我顾不上了,我像一头疯了的野狗,用手指,用手掌,用捡来的尖石片,拼命地往下挖。

血和泥混在一起,糊了我满手。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快一点,在被人发现之前。

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滴进眼睛里,又咸又涩。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指尖终于触碰到了一个不同于泥土和石块的、冰凉而坚硬的物体。

我精神一振,加快了速度。很快,一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长方形的扁平铁盒,出现在我眼前。

它不大,也就一本书那么厚。我把它从土里刨出来,抱在怀里,那铁盒冰凉的触感,却像烙铁一样烫着我的胸膛。

我不敢在这里停留,抱着铁盒,连滚带爬地躲进了不远处的草垛里。

我背靠着草垛,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听着自己擂鼓般的心跳,整个世界安静得只剩下风声。



铁盒的锁已经锈死了,我用那块尖石撬了半天,才“哐当”一声把它别开。

一股陈旧的、混杂着铁锈和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

里面没有我想象中的金银财宝,只有几样东西,静静地躺在盒子里。

最上面是一沓用油纸包着的手稿,纸张已经泛黄,但上面的字迹却异常清晰,是一种瘦劲有力的字体。

手稿下面,是几张折叠起来的、像是地图一样的东西,上面画着复杂的等高线和各种奇怪的符号。

在最底下,静静地躺着一枚小小的印章,石头材质,底部刻着一个篆体的字,使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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